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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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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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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高级工程师。男，1954年6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福建省爆破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水土保持学会理事等。 主要贡献：为了在8个月内完成全国重点工程项目——沙溪口水电站一期厂坝基础40万方（紧靠福——厦铁路）开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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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高级工程师。男，1954年6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福建省爆破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水土保持学会理事等。 主要贡献：为了在8个月内完成全国重点工程项目——沙溪口水电站一期厂坝基础40万方（紧靠福——厦铁路）开挖任务，与闽江工程局同志一道，提出了采用大方量控制爆破的科学方案，并对方案的拟定、设计及现场施工进行了全过程的跟踪指导。经过试验小组同志们的努力，该方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创造了当时水利水电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一次爆落量最大的记录，使我国在研究水平预裂保护层一次爆破、大规模深孔微差控制爆破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后与人合作以沙溪口水电站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为课题撰写的论文获得了福建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被国家刊物《水力发电》编辑部评为200期纪念文章；沙溪口水电站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试验研究课题于1986年12月通过了水利电力部科学进步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并获得了水利电力科学进步三等奖。在全国重点工程华能福州火电厂贮灰坝工程施工中，为了解决灰坝填筑石料来源，结合明渠开挖，又大胆采用了多层、多药室微差控制洞室大爆破3次，获得圆满成功，得到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省内专家的较高评价，该项目荣获中国华能公司进度金牌奖。目前正主持技术含量更高的福建省“重中之重”工程项目——棉花滩水电站全碾压砼重力坝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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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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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20—1949）四川遂宁人。出生于北国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绍兰在重庆、广元一带押车和抬滑杆挣钱养家糊口。9岁时读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课余常帮父母做家务。1942年他的父母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重庆，在张炳生的布店当学徒。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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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20—1949）四川遂宁人。出生于北国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绍兰在重庆、广元一带押车和抬滑杆挣钱养家糊口。9岁时读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课余常帮父母做家务。1942年他的父母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重庆，在张炳生的布店当学徒。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目睹了反动派的残忍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开始倾向革命。为寻求真理，他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阅读进步书刊，从中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由此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他多次为贫苦农民打抱不平，深受群众拥戴。1947年夏，由地下党员张文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按照党组织安排，他参加竞选保长，在党组织的暗中支持下，竞选成功当上了“伪保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掩护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在地下党组织内担任文书。一次，伪乡长彭光普召开保长会，摊派壮丁名额，他与之对抗，反对抓壮丁和交壮丁款，将彭痛打一顿。1948年11月16日，由于遂南中心县委委员袁儒杰投敌叛变，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伪县府大牢。敌人每天对他严刑拷问，但他宁死不屈，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更未泄漏组织秘密。同月22日，他和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高精益、廖仲良、许盛清、张力修等七人被转移到重庆渣子洞集中营，被关在楼下五室。他积极参加狱中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本色。1949年11月，国民党垂死挣扎，在狱中屠杀共产党人。27日晚，敌人用卡宾枪向每间牢房疯狂扫射，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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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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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男，1938年5月生，福建福州人。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海华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从事精密分离和精细化工研究工作。在稳定同位素分离、同分异构体分离等精密分离方面有精深研究，1968年至1976年主持“热扩散分离稳定同位素氖-20和氖-2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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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上，1998年建厂转化成生产力，1999年获第八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代表性著作有《稳定核素的应用》和《稳定同位素分离》等。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矩形螺旋圈填料研制及放大效应研究”获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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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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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10—）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福建省古田县人。早年在家乡念完小学。1928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1932年获北平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5年获同校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助教。1937—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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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对川边凉山夷家的一部实地调查报告。他采用功能的观点，对凉山夷族的社会性质、家庭婚姻、社会的主要枢纽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其目的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团结力与汉人相处的问题，对建立我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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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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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陈文华(1910～1935)字春舫，又字浩卿。 陕西宁羌(今宁强)人。1926年入大安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读书，积极参加其长兄陈锦章组织的天足会、剪辫会等活动。同年，由 陈锦章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组织在汉中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1927年，陈考入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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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鄂豫皖西进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固、西乡一带休整时，他们组织群众慰劳红军，向红四方面军介绍敌情、社情、民情，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回师陕南，创建和巩固川陕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4月1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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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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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为幕僚，1895年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保奏为候补知县。1900年沙俄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派兵入侵东北，拟攻齐齐哈尔。程此时为黑龙江行营营务处总办，受命与俄军谈判。他允以和平让城，并殷勤接待占城的俄军，颇得侵略军的欢心和信任。由此却在官场中博得富于胆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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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为幕僚，1895年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保奏为候补知县。1900年沙俄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派兵入侵东北，拟攻齐齐哈尔。程此时为黑龙江行营营务处总办，受命与俄军谈判。他允以和平让城，并殷勤接待占城的俄军，颇得侵略军的欢心和信任。由此却在官场中博得富于胆识、善办交涉的名声。1903年被慈禧召见，升道员，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1905年又升为署理黑龙江将军。两年后，东北改设行省，他又任署理黑龙江巡抚。后因不合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遂称病辞职。1909年任奉天巡抚，次年调江苏巡抚。程宦海多年，老谋深算，善为权变。至苏州后广为交结，尤与立宪派头面人物如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等人关系密切。武昌起义爆发后，程一面命令各地加紧镇压反清斗争，一面与山东巡抚沈宝琦等联名电奏清廷，请求解散亲贵内阁，提前宣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称只有如此才能釜底抽薪，“消弭革命”，使“皇室永葆尊严”。他认为这是“长治久安之策”。但朝廷没有采纳。11月初上海光复，程见清王朝颓势已成，便接受苏州绅商的劝说，于11月5日宣布江苏独立，自任为“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这是旧官僚投机革命的典型。为表示革命已有所破坏，还令人用竹竿挑去巡抚衙门上的几片瓦。五天后就命令各地恢复秩序，严防“匪徒乘机骚扰”。对下层社会的反清革命斗争，如扬州孙天生起义，无锡、常熟、江阴边区千人会起义等，无不当作匪徒加以残酷镇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窃国后，程拥护袁的独裁统治，被任为江苏都督。“二次革命”时抗拒讨袁，曾电令南京卫队营营长捉拿黄兴未遂。后退出政界，晚年寓居沪、苏，诵经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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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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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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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黄家骅，男，1956年7月出生，福建省宁德市人。现为经济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骨干成员、西方经济学硕士点带头人和导师，并担任福建师大外事办主任、港澳台办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博士分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经济管理与技术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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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黄家骅，男，1956年7月出生，福建省宁德市人。现为经济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骨干成员、西方经济学硕士点带头人和导师，并担任福建师大外事办主任、港澳台办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博士分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经济管理与技术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技术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十几个学术职务。曾留学英、美、澳，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的同进又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完成博士后课题研究，曾获得英国王宽诚基金会奖学金，并被聘为英国学术院荣誉研究员；2000年又获"国家留学基金"的奖励，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善于汲取东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研究视野。目前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居民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著述上百万字，代表作为《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研究》。曾被评为福建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福建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并获得福建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提名奖。2000年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其"居民经济学"的研究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代表性观点"居民市场主体论"、"居民要素贡献论"、"居民主体产权论""居民投资增长论"、理顺"政民关系论，填补了理论经济学的空白。在治学和教学中崇尚经典但不鄙流行，倾向平民弱势非凡不从俗入庸，注重科学研究中的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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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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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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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陈得芝(1933～) 中国历史学家。福建霞浦人。1933年11月3日生。195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1983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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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陈得芝(1933～) 中国历史学家。福建霞浦人。1933年11月3日生。195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1983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 陈得芝长期从韩儒林研究蒙古史、元史，并担任教学和培养研究生工作。开设过中国古代史、元史、北方民族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专题研究、民族史研究中的对音与勘同等课程，能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了中国有关学科的教学水平。他先后参加了高校教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编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工作。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副主编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在韩儒林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中，承担了全书近一半篇幅的撰写。他在国内十余种学术出版物中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涉及北方游牧部族、元代政治及社会、中西交涉和海外交通、蒙古地区历史地理、吐蕃史等多种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尤精于北方民族史地之学。学术成果除《元朝史》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外，主要论文有《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淖儿行宫今地考》、《元称海城考》、《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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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有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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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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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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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叶氏有子矣！汝虽寡，无伤也，吾犹及见甥之成立也”叶有挺十二岁应童子试，即拔补童子员，崇祯十一年（1638）补增广生。这时，恰是冯梦龙任寿宁知县，冯“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由是“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冯以为，“将来或未量也”。果然，到了清顺治十四年（1657）叶有挺中了丁酉科第四十四名举人。由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尤其是寿宁县清初反清复明的战争，叶有挺从增广生到中举，经历了近20年。他的中举，是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姜礼中举141年之后，在科举方面为寿宁的读书人打破了沉寂。此后，叶有挺又四次北上应试，于清康熙九年（1670）庚戍科，会试中式第七十名进士，殿试为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这时他五十三岁，成为寿宁建县以后的第一位进士。 刚脱去布衣的果庵先生，并没有留在京师候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侍奉年已古稀的老母。在家乡三年时间，他勉励本县的学子，勤奋向上；由于本县交通条件限制，钱粮起运负担过重，他竭力为本县民众向上级请求剔弊除奸，深得百姓爱戴。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下令撤除三藩，次年，甲寅（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清，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全省，要在籍的士绅限期赴耿部供职。叶有挺避之于江西界内，佯称已死。第二年，因怀念老母，潜返家乡，为耿的属下官员所知，又持耿的檄文促其应召。有挺痛苦地禀告母亲：“儿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传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儿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挺与母相抱大哭，后遂逃匿山寺。寺僧知。他是叶进士，不敢接纳。叶仰天长叹说：“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当夜，自缢于山中古树。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再次降清，二十年被处死。但叶的事迹，一直无人上报。叶的同年进士温陵李为观在挽叶的七律中写道：“圣世频行旌恤事，也应荣宠发幽光”。有位名叫谢起潜的，也挽一首七律，最后两句说：“莫道史书编不到，纲常万古赖谁全”。直到康熙廿二年，（1683），果庵先生才由公举崇祀乡贤。他过世后的132年，即清嘉庆十二年180）十二月初八日，清廷给他的五世孙叶伊霖，颁发诰命，以“叶有挺原系进士，康熙十三年，耿逆逼授伪职，不屈死……特皆给恩骑尉与尔承袭，世袭罔替”。《二十五史·清史稿》卷四八八，将叶有挺的事迹收入《忠义传》。他是寿宁县唯一收入《二十五史》的人物。 叶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除收入《寿宁县志》的七律《七星长桥》外，犀溪叶氏宗谱，载有吊烈妇歌和游武夷的几首诗。但他曾在河南兰阳县署，为鳌阳叶氏宗谱写过序。当时，叶的内兄柳上芝任兰阳知县，叶当时是任幕僚或是作客，虽无从得知，但叶所以能四次进京会试，可以断定是柳为之提供了方便。 果庵先生在犀溪上游有一处龙潭书斋，他常独自在此读书到深夜，他所习的本经是《礼记》。据民间传说，有天晚上，山魅将舌头伸进书斋的窗棂，叶便提笔在舌上书一“山”字，鬼的舌头被压住，不能脱身，苦苦哀求饶恕，叶又书一“山字”字，鬼才获释离去。 犀溪的库坑自然村蛇仔岗，有果庵公墓，坟前古柏长青。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清明节，果庵公的后人，成批前来除草祭奠，来往于犀溪和库坑之间的行人，跂脚遥望古坟，莫不表示对前辈的敬仰。 犀溪的叶氏宗祠，文革前正厅悬有“进士”巨匾，清代犀溪村有进士坊境。祠内有一副今人撰的楹联： 自南宋而今，延八百年德泽，虎耳扦祠，伫看三槐荣列祖； 沿北溪出海，汇廿八世人文，龙潭习礼，总期一统利生民。 上联的虎耳扦祠，是指宗祠的坐靠山形取为虎耳；下联的后两句，说的就是果庵公的勤学和拒绝为耿精忠供职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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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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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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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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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