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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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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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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黄家骅，男，1956年7月出生，福建省宁德市人。现为经济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骨干成员、西方经济学硕士点带头人和导师，并担任福建师大外事办主任、港澳台办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博士分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经济管理与技术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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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黄家骅，男，1956年7月出生，福建省宁德市人。现为经济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骨干成员、西方经济学硕士点带头人和导师，并担任福建师大外事办主任、港澳台办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博士分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经济管理与技术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技术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十几个学术职务。曾留学英、美、澳，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的同进又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完成博士后课题研究，曾获得英国王宽诚基金会奖学金，并被聘为英国学术院荣誉研究员；2000年又获"国家留学基金"的奖励，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善于汲取东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研究视野。目前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居民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著述上百万字，代表作为《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研究》。曾被评为福建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福建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并获得福建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提名奖。2000年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其"居民经济学"的研究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代表性观点"居民市场主体论"、"居民要素贡献论"、"居民主体产权论""居民投资增长论"、理顺"政民关系论，填补了理论经济学的空白。在治学和教学中崇尚经典但不鄙流行，倾向平民弱势非凡不从俗入庸，注重科学研究中的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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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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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18—1948）河南鲁山人。6岁父母双亡。1936年18岁时，参加宜阳共产党人张剑石组织的地方武装青年大队。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不久，被任命为青年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4月，他率青年大队参加赵堡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8月，青年大队奉命北上，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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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派遣到山西屯留县抗大一分校学习，曾聆听过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课。结业后参加汤阴攻坚战。为配合解放军解放豫西，1947年9月，太岳军分区派他回原籍鲁山县开展地下斗争。1948年1月，上级党组织调他到叶县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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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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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陈光远，停前镇三渠村人，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进入学龄后就读于本地私塾、亭古小学、县中学。一九四九年五月黄梅上乡解放，鄂东革命干部学校招生，考入该校学习，同年八月结束，编入黄冈地委工作队任队员，参加黄冈县新集区秋征工作。一九五0年元月入团并重新安排，转入黄冈地区公安处公安训练班学习，同年七月结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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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陈光远，停前镇三渠村人，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进入学龄后就读于本地私塾、亭古小学、县中学。一九四九年五月黄梅上乡解放，鄂东革命干部学校招生，考入该校学习，同年八月结束，编入黄冈地委工作队任队员，参加黄冈县新集区秋征工作。一九五0年元月入团并重新安排，转入黄冈地区公安处公安训练班学习，同年七月结束，分配到黄梅县公安局工作，先后在小池、，城关派出所任内外勤干事、所员。一九五二年八月参加黄梅县政府组织三反运动，运动结束后入党。一九五三年元月任黄梅县公安局预审股副股长。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任县公安局秘书，政法党组成员，一九五六年六月后任黄梅县公安局副局长，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任中共黄梅县委委员，中共黄梅县政法党组书记。一九六一年七月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调入湖北省国营龙感湖农场任副场长，中共农场党委委员，一九六五年农场党委设常委会为常委。这时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四清工作团，搞全省四清运动，他带领龙感湖农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大院农场四清工作，任黄英分场工作队长兼党委书记一年，一九七九年任农场副书记、副场长。一九八一年任农场场长，一九八六年从农场退下来，调黄梅县人民政府任正县级巡视员，黄梅县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黄梅县消费者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九三年离休。现任黄梅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地址：黄梅县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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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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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生于福建古田。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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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生于福建古田。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林耀华先后深入藏区、东蒙草原及 鄂伦春族 和 达斡尔族 居住地进行民族工作和学术考察。参加并领导对云南省诸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并担任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其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被聘任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编的《当代人类学》通讯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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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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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张久兴，男，1962年6月生，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199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97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2002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2005年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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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励一等奖2项，2004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 已指导毕业博士生5人。目前在纳米稀土磁性功能材料、纳米热电能源材料、纳米硬质合金及梯度硬质合金材料、纳米陶瓷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新型电子发射材料和材料快速制备技术等学科方向招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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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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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林耀华先生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林耀华先生于1910年3月27日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一代宗师，学界泰斗。1910生于福建古田。1935年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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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1．TheGoldenWing:ASociologicalStudyofChineseFamil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47.中文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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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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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秘书长（参谋长），为创建和发展闽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后是闽东游击区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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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秘书长（参谋长），为创建和发展闽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后是闽东游击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闽东特委委员、宣传部长、福（安）寿（宁）办事处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闽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与叶飞、阮英平等领导人一起，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共同领导广大军民胜利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8月担任中共闽东特委和谈全权代表，始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圆满完成国共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任务，促进了闽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2月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主持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工作。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军事部长、组织部长。1939年7月当选为福建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任福建省代表团团长。1945年4月出席了党的“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命赴东北工作，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省政府主席和省军区副政委、政委，在稳定黑龙江局势、解决财政困难、支援东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调任江西省九江市军管会主任，全面领导了九江市的接管工作。同年6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经济工作。此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福建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邮电部顾问、党组成员。先后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出席了党的“八大”、“十二大”。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年10月31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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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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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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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周士第（1900-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东省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坚持华北抗战。1942年5月，在山西兴县田家会战斗中，领导晋西北军民，以少数兵力袭扰疲惫日伪军，集中主力相机歼灭日伪军的手段，歼敌500余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协助晋绥军区领导人，坚决贯彻党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据点，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千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一系列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4月，参与指挥太原战役，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攻克太原，歼敌12.4万余人，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病逝，终年79岁。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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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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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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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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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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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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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1909年6月生于寿宁鳌阳。 范式人立志“拯民于水火”，故改名“拯民”、“洪泽”，1931年参加了叶秀藩组织的赤色农会，次年10月经叶秀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寿宁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他参与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武装组织——红带会。同年4月因身份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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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工作。 范式人是闽东创建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成立，他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转战闽东及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