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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亮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姓名: 张明亮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河南鲁山 出生年月: 1918年 牺牲日期 1948年05月09日  6岁父母双亡。1936年18岁时,参加宜阳共产党人张剑石组织的地方武装青年大队。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不久,被任命为青年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
全文:年9月,太岳军分区派他回原籍鲁山县开展地下斗争。1948年1月,上级党组织调他到叶县八区(今平顶山区)任副区长。同年3月,区长罗占山(陈赓兵团七十九团政治部主任)随军南下,他升任区长。上任后,积极宣传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 (Liu Guoguang, 1923.11.23─ )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江苏省南京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51年入前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室作研究生,195
全文:刘国光 (Liu Guoguang, 1923.11.23─ )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江苏省南京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51年入前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室作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秘书、平衡组副组长、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1981年—1982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外国院士。1993年11月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曾任中国计划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并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河南)、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对再生产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1978年大胆提出“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后又最先提出“市场取向”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 爱好:读书,古典音乐。
张明亮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18—1948)河南鲁山人。6岁父母双亡。1936年18岁时,参加宜阳共产党人张剑石组织的地方武装青年大队。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不久,被任命为青年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4月,他率青年大队参加赵堡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8月,青年大队奉命北上,在新
全文:派遣到山西屯留县抗大一分校学习,曾聆听过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课。结业后参加汤阴攻坚战。为配合解放军解放豫西,1947年9月,太岳军分区派他回原籍鲁山县开展地下斗争。1948年1月,上级党组织调他到叶县八区
孟进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孟进城,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1933年7月参加乡苏维埃游击队,同年10月参加红四方军第三十军,历任军部特务营战士、第二六四团勤务员、部队医院卫生员。1938年2月起历任延安抗大总校第四大队通信员、副班长、班长,总校第一大队中队学员,总校保卫部工作组组员。1938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42
全文:孟进城,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1933年7月参加乡苏维埃游击队,同年10月参加红四方军第三十军,历任军部特务营战士、第二六四团勤务员、部队医院卫生员。1938年2月起历任延安抗大总校第四大
林耀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10—)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福建省古田县人。早年在家乡念完小学。1928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1932年获北平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5年获同校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助教。1937—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翌年
全文:(1910—)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福建省古田县人。早年在家乡念完小学。1928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1932年获北平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5年获同校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助教。1937—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翌年加入中国民族学会,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兼代系主任。1946—1951年任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其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赴藏作社会调查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藏族研究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以后曾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人类学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林耀华注重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同身居西南边陲的社会学者,如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等,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族调查研究。《凉山夷家》是他在1943年暑期对川边凉山夷家的一部实地调查报告。他采用功能的观点,对凉山夷族的社会性质、家庭婚姻、社会的主要枢纽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其目的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团结力与汉人相处的问题,对建立我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起了一定的作用。主要著作有《凉山夷家》(1947)、《从猿到人的研究》(1951)、《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主编1956)等。
吴国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Wu Guohua)男,1957年2月生,江苏江都人,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79年毕业于(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分别获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和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语文学(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文:

(Wu Guohua)男,1957年2月生,江苏江都人,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79年毕业于(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分别获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和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语文学(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俄语教授。留俄期间曾任中国留俄学生总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    主要成就  吴国华先生在俄语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已出版《文化词汇学》、《语言与文化》(合著)、《语言文化问题探索》、《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主编)等专著辞书6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文化语义学导言》、《论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符号学与语言国情学的关系》等论文40余篇。首次提出的“文化词汇学操作方法”等观点受到国内外有关著名专家和学术刊物的高度评价。从教以来,先后担任多门本科专业和研究生《社会语言学》、《俄罗斯文化》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成果显著。多次获河南省和军队科研成果奖。1992年起被聘为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同年被评为总参某部十大杰出青年;1996年被授予总参谋部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1997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获军队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王定国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王定国,四川营山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军长征。在此期间,曾任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省苏维埃“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等职。1936年10月随西路军前进
全文:王定国,四川营山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军长征。在此期间,曾任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省苏维埃“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等职。1936年10月随西路军前进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全文: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评 价: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林玉玲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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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所的落后面貌,于1983年决定调储蓄工作经验丰富的林玉玲到该所做主任。妻子知他年老体弱,不愿让他调出百色城,儿女们也再三劝他找行领导说明实情,要求留在城内。而林玉玲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毅然告别了温暖的家庭,愉快地打起行包到了东笋矿区储蓄所。    东笋储蓄所共有5人,其中4人是入行不久的青年职工。他到职后,一边开展工作,一边调查研究,在摸清实情的基础上,采取了五条治所措施:首先从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抓起,并与职工的责、权、利结合起来,奖罚分明,作为约束每个职工行为规范。二是从自己做起,以身示教,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三是从思想上引导,经常跟青年职工进行谈心交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勉励大家以英模为榜样,把个人的前途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把职业责任与实现四化联系起来,安心矿区,热爱储蓄,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四是从工作上关心。对新调入的青年职工,安排同自己跟班,言传身教。五是从生活上体贴。该所没有食堂。为了解决职工的膳食问题,他和职工们商定,买回一套炊具,几个人凑在一起搭为做饭,矿区文体活动比较少,他就因地制宜,组织职工修建蓝球场,买来蓝球、象棋、围棋、扑克和羽毛球等,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大家开展文体活动。他还向行领导反映,为所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供职工晚上观看电视节目。该所职工看到林主任年老体弱,带头安心矿山勤奋工作都十分感动,再也没有人闹调动了。全所职工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齐心协力于发展储蓄事业上。在1991年支行展的“文明服务流动红旗”竞赛活动中,该所夺得了红旗。    林玉玲患频发性高血压病,工作繁忙劳累就诱发高血压病,但他只要还能坚持工作,就从不下岗。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服上降压药又继续工作。一次,当他得知煤矿有部分职工家属手头有钱时不顾疾病在身,连续5次上门动员,终以真诚说服他们把10万多元现金存入该所。在他的感召下,全所职工上班优质服务,下班外出揽储。    林玉玲家里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他离城到东笋工作后,就很少能与家人团聚。去年6月,他老母亲病危,行领导批准他回去探望。当时正逢一年一度的存款计息过帐期,他想到所里人员少,新手多,放心不下,仅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匆匆告别了病母回到所里忙计息过帐工作。在他回所的第二天,家里就传来了母亲逝世的噩耗。55年的养育之恩,在慈母弥留之际都不能尽孝,他感到十分内疚、悲痛。但他还是坚持完成计息过帐工作才回去处理母亲后事。    林玉玲深知,没有优质服务,就不能赢得储户,赢得存款。因此,他到东笋所后十分重视抓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他针对本所职工的实际,经常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职工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并将服务公约的“五不准”柜台纪律张贴所内,要求全所人遵守。在平时服务工作中,他要求职工搞好所容所貌,坚持使用文明礼貌用语,顾客来存、取款要起立迎接,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让客户有到所如到家之感。支行领导鉴于该所人员少,业务量不很多,让他们实行两班制,中午关门休息。但是,为了方便群众存款取款,他们坚持中午开门营业,为储户存取款提供方便。在林主任的带领下,全所职工都自觉遵守服务公约,热情为储户提供文明优质服务。在矿区内做小生意的群众较多,经常有人来换小票,有时每天要换三、四百元,该所职工都不厌其烦地热情办理。    林玉玲总是把储户看作“上帝”,处处为储户着想,为储户排忧解难。一位个体户因不慎将余额为3000元的活期存折丢失,帐号也记不清了,急得在柜台外哭了起来。林主任看到后,一边安慰她,一边耐心地翻找帐页,经过查阅几千张帐页,终于查到了失者的帐卡立即给她办理了临时挂失手续。林玉玲还经常教育职工保持清正廉洁,对储户存款时多交的款如数退回。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全所共退回储户多交款133笔,3768.66元。    为了抓好储蓄所的内部管理,提高储蓄业务质量,林玉玲身体力行,敢抓敢管,严格要求。他注重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要求职工平时要遵守操作规程,按章办事。并把遵守制度、安全操作列入考核职工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进行考评,作为月终评奖金和年终评先进的依据,做到有章必循,循章必严,违章必究,有功必奖。他还建立健全了所内的十种登记簿,指定专人负责登记所里每天发生的有关事项,做到事情发生有依据,处理有结果,查阅有档案。他每月坚持定时组织通打余额。为了互相监督,他还安排会计人员交叉核打帐面,保证帐平表对。遇到帐务不平,他就立即加班核查,直到查清为止,不留错帐过夜。为保证所内帐务标准化,他要求所员做到书写工整,盖章平整,记载完整。他还坚持定期或不定期查库,确保帐款相符。由于加强了内部管理,业务质量不断提高,1983年以来,全所没有发生过差错事故,受到了上级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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