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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清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国家武术一级裁判，徐闻县人大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徐闻县委副主任。 主要贡献：擅长拳术、长短器械。1
- 全文：高级教练。男，1935年11月出生，广东廉江人。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现任职于广东徐闻县体委。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广东湛江市武协副主席，广东省武协蔡李佛拳总会名誉会长，湛江地区洪拳研究会顾问主任，国家武术一级裁判，徐闻县人大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徐闻县委副主任。 主要贡献：擅长拳术、长短器械。1955年考入武汉体育学院。1958年毕业分配在湖北仙桃市体委任武术、足球、篮球教练；1962-1970年任仙桃市杂技团技术、武功教练；1971-1974年任仙桃市剧团武功、武术教练；1979年任徐闻县体委武术教练。期间多次在徐闻县城乡及中小学组织举办武术班、狮子班；挖掘整理南派单枝长棍、南派双刀、蛇鹤拳、龙虎会拳、盾牌刀、龙虎豹争威拳、梅花双刀、九环大刀等传统武术拳械套路；培养众多优秀武术人才，向高等院校输送学员15名、市运动学校3人，省体校2人，省专业队4人；培养的学生曾获全国散打比赛65kg级冠军，1991年全国青年拳击锦标赛67kg级冠军，1992年成都“通工杯”武术锦标赛65kg散手冠军并获中国武英级运动员称号，1985年全国工人运动会武术赛获优胜奖。个人1988年获徐闻县“十大成就”、“十大开拓者”称号；1988、1989年评为徐闻县先进工作者；1988、1992、1993年再获工作业绩资金奖励，并获徐闻县先进政协委员、湛江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及运动员亚洲散打冠军教练奖金奖励；1994年获“广东武林百杰”称号。1984年度国家体委评为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先进个人。
- 阮伯淇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姓名: 阮伯淇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福建福安 出生年月: 1918年 牺牲日期 1948年4月 1932年，在福安读中学时，参加革命，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3月，被校方开除后，奔赴闽东苏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拓洋（柘荣）苏区
- 全文：姓名: 阮伯淇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福建福安 出生年月: 1918年 牺牲日期 1948年4月 1932年，在福安读中学时，参加革命，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3月，被校方开除后，奔赴闽东苏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拓洋（柘荣）苏区、柏柱洋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陪同特委书记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汇报工作。1935年春，闽东苏区沦陷后，自沪返闽，到福清、永泰、长乐等地参加武装斗争。后因叛徒出卖，游击队遭围攻，他突出重围，历尽艰辛经福州回到福安任教。抗日战争开始后，受党组织派遣加入福安县抗敌后援会掌管宣传团，发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他参军北上，先后任六团参谋、副营长等职。1940年，回到闽东后任福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学习《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下数本札记，并以秋影的笔名发表了许多时事评论文章。1942年，回福安接上党组织关系，以赛岐镇镇干事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年3月，任中共福安县临时工委组织部长。1944年3月后，历任中共福安县委委员、书记等。1947年3月，任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市工作部闽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同年9月，任中共闽东地委副书记。1948年4月，因闽浙赣省委“城工部事件”，牺牲于南平上明洋乡堵嵩岭村。
- 陈祖排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陈祖排，(ChenChoPai，1943——)马来西亚总理署副部长、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副总秘书、著名学者。1943年6月25日生于霹坜州爱大华。1967年入马来亚大学社会系学习，获文学士学位。1971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先后获社会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师、华文报通讯记者、马来亚大学和国民大学助
- 全文：华人文化协会议务秘书、雪隆中华大会堂社会经济组委员和福利委员会咨询委员、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常务研究咨询委员和社会研究组委员、文青体育部文化咨询理事会和。价值与规范。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大学华裔学生理事会顾问。
- 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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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 周时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 全文：（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周士第（1900-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东省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坚持华北抗战。1942年5月，在山西兴县田家会战斗中，领导晋西北军民，以少数兵力袭扰疲惫日伪军，集中主力相机歼灭日伪军的手段，歼敌500余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协助晋绥军区领导人，坚决贯彻党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据点，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千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一系列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4月，参与指挥太原战役，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攻克太原，歼敌12.4万余人，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病逝，终年79岁。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 陈秀英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
- 全文：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捐慰劳，优待抗属等活动。1941年10月，陈秀英调到费北县固城区工作。日军“大扫荡”时，她夜以继日地动员群众埋粮食和物资，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挖短程地道，建立哨点、情报网、传递线等，武装起来反“扫荡”。11月16日，因叛徒王善宝出卖，被大土匪头子、日本皇协军司令、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刘黑七(刘桂棠)部逮捕。伪营长尹殿堂软硬兼施，迫她投降，关进特务营。特务营长孙宝灿。一面严刑拷打，一面逼她嫁给伪自卫团团总孙安祥。陈秀英严辞拒绝，敌人用烧红的铁水铲烙她的前胸、后背和四肢。陈秀英醒后，遍体鳞伤，绝食以示抗议。房东劝她：“你先答应下来，以后想法再跑，免得受这么大苦。”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稀轰何罪。如果答应这帮坏蛋，不但要遭人唾骂，而且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家人”。关押期间，她不忘斗争，凡能触到的地方，她就用石灰写下“打倒反动派，打倒刘黑七”等口号。刘黑七耍尽各种手段，陈秀英仍宁死不屈，命令特务连长李占元就地枪杀她。1942年3月24日，李占元押着陈秀英来到北锅泉村西北角岭事先挖好的土坑旁，陈秀英昂首挺胸，大骂顽匪，敌营长气得团团转，面对钢铁战士，无伎可施，众匪把她推进坑里，陈秀英从容就义，年仅23岁。陈秀英被害这天，在就义周围干活的人们目睹她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无不感动。在场的许多匪兵也深感内疚，有的开小差，有的反正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中共费北县委编印陈秀英事迹宣传册，《沂蒙导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军民向陈秀英学习。1988年，《大众日报》以《巾帼丹心照汗青》为题，报道陈秀英烈士的感人事迹。编者按说：“46年前，一位年仅23岁的‘女八路’英勇就义于刘桂棠匪部的屠刀之下，由于当时刘匪的严密统治，这位女英雄连她的真实性名都没留下。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英雄是不会忘怀的。在纪念陈秀英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的日子里，本报发表烈土战友陈华鲁同志经过几年时间的奔波调查撰写的这篇通讯，以慰先烈之灵，更为昭示无数后来之人，学习英雄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 习近平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习近平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为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知识青年，大队党支部书记。1975年10月至197
- 全文：习近平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69年1月至
- 习近平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习近平，男，汉族，１９５３年６月生，陕西富平人，１９７４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９年１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 陕西省延
- 全文：习近平，男，汉族，１９５３年６月生，陕西富平人，１９７４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９年１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
- 林正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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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兼笔耘，收获自可慰。呕心倾热血，立志育英才。近三十年来，他在教坛上执着地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他认为，语文的外延应当和生活相等，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就得大胆进行教学改革。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的教学方法自成特色，深受学生欢迎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在写作教学中，他能以大语文观作为自己教学的导向，带领学生到社会中去，在观察、调查、采访、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1986年，他写出了教学论文《以新闻写作为突破口，把学生引向社会》，被《语文学习）录用发表，反响极大。1993年，他的《功夫在课外》的教学论文被《中国当代中小学教师优秀论文选》评为优秀论文并选入该书。从93年到96年，他还写了《小言论的写作教学》、《以实写虚法试探》、《“引用”与“作文”》、《要选准选好作文角度》、《材料作文一我有话要说》、《一次实验作文的记录》、《作文题目一今年独好》等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文苑报》、《温州教育》、《温州日报）等杂志、报刊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温州日报》、《温州晚报》、《侨乡报》、《温州电台、瓯海电台》优秀通讯员、记者和编辑。 由于他善于培养学生动脑、动笔的能力，又善于进行“下水”教学，二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学生写成并已发表的消息，通讯、小评论随笔、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就有一千多篇。 安贫乐教，育人为荣。他同他的学校和学生有着割不断的深厚感情。他的学校位于石垟山麓、“圆觉寺”旁，一九九六年三月，他在《温州日报》教育版上写了一篇题为《圆觉梦》的文章，叙述了他的教学生涯，阐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在文中所写的那几句话： 晨钟催暮鼓 圆觉三十秋 学子勤教化 四海皆良材。 邮编：325019电话：0577—647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