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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孝培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 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 马千里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