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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有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全文:(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叶氏有子矣!汝虽寡,无伤也,吾犹及见甥之成立也”叶有挺十二岁应童子试,即拔补童子员,崇祯十一年(1638)补增广生。这时,恰是冯梦龙任寿宁知县,冯“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由是“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冯以为,“将来或未量也”。果然,到了清顺治十四年(1657)叶有挺中了丁酉科第四十四名举人。由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尤其是寿宁县清初反清复明的战争,叶有挺从增广生到中举,经历了近20年。他的中举,是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姜礼中举141年之后,在科举方面为寿宁的读书人打破了沉寂。此后,叶有挺又四次北上应试,于清康熙九年(1670)庚戍科,会试中式第七十名进士,殿试为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这时他五十三岁,成为寿宁建县以后的第一位进士。 刚脱去布衣的果庵先生,并没有留在京师候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侍奉年已古稀的老母。在家乡三年时间,他勉励本县的学子,勤奋向上;由于本县交通条件限制,钱粮起运负担过重,他竭力为本县民众向上级请求剔弊除奸,深得百姓爱戴。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下令撤除三藩,次年,甲寅(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清,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全省,要在籍的士绅限期赴耿部供职。叶有挺避之于江西界内,佯称已死。第二年,因怀念老母,潜返家乡,为耿的属下官员所知,又持耿的檄文促其应召。有挺痛苦地禀告母亲:“儿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传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儿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挺与母相抱大哭,后遂逃匿山寺。寺僧知。他是叶进士,不敢接纳。叶仰天长叹说:“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当夜,自缢于山中古树。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再次降清,二十年被处死。但叶的事迹,一直无人上报。叶的同年进士温陵李为观在挽叶的七律中写道:“圣世频行旌恤事,也应荣宠发幽光”。有位名叫谢起潜的,也挽一首七律,最后两句说:“莫道史书编不到,纲常万古赖谁全”。直到康熙廿二年,(1683),果庵先生才由公举崇祀乡贤。他过世后的132年,即清嘉庆十二年180)十二月初八日,清廷给他的五世孙叶伊霖,颁发诰命,以“叶有挺原系进士,康熙十三年,耿逆逼授伪职,不屈死……特皆给恩骑尉与尔承袭,世袭罔替”。《二十五史·清史稿》卷四八八,将叶有挺的事迹收入《忠义传》。他是寿宁县唯一收入《二十五史》的人物。 叶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除收入《寿宁县志》的七律《七星长桥》外,犀溪叶氏宗谱,载有吊烈妇歌和游武夷的几首诗。但他曾在河南兰阳县署,为鳌阳叶氏宗谱写过序。当时,叶的内兄柳上芝任兰阳知县,叶当时是任幕僚或是作客,虽无从得知,但叶所以能四次进京会试,可以断定是柳为之提供了方便。 果庵先生在犀溪上游有一处龙潭书斋,他常独自在此读书到深夜,他所习的本经是《礼记》。据民间传说,有天晚上,山魅将舌头伸进书斋的窗棂,叶便提笔在舌上书一“山”字,鬼的舌头被压住,不能脱身,苦苦哀求饶恕,叶又书一“山字”字,鬼才获释离去。 犀溪的库坑自然村蛇仔岗,有果庵公墓,坟前古柏长青。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清明节,果庵公的后人,成批前来除草祭奠,来往于犀溪和库坑之间的行人,跂脚遥望古坟,莫不表示对前辈的敬仰。 犀溪的叶氏宗祠,文革前正厅悬有“进士”巨匾,清代犀溪村有进士坊境。祠内有一副今人撰的楹联: 自南宋而今,延八百年德泽,虎耳扦祠,伫看三槐荣列祖; 沿北溪出海,汇廿八世人文,龙潭习礼,总期一统利生民。 上联的虎耳扦祠,是指宗祠的坐靠山形取为虎耳;下联的后两句,说的就是果庵公的勤学和拒绝为耿精忠供职的事迹。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全文: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评 价: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林玉玲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
全文:。因此,他到东笋所后十分视抓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他针对本所职工的实际,经常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职工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并将服务公约的“五不准”柜台纪律张贴所内,要求全所人遵守。在平时服务工作中,他
林仲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
全文: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武状元。林仲虎取得第二名后,正遇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林桷欣赏他的才干,请求朝廷让林仲虎做他的副手一同前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一面以势压人,一面利诱、收买出使人员,妄图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面对这一切,忠肝义胆的林仲虎挺身而出,揭露了对方的阴谋,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长期与宋国为敌的金国,由于受到其北方蒙古部落的骚扰,连年交战,国势趋弱,这时,宋朝的权臣韩皖胄认为这是自己建立功名的大好时机,开始着手北伐,他先下令积累财富,又下令吴曦在四川招募兵勇,编练新兵,并从国库中拿出万两黄金,以作奖赏之用。这些措施得到了抗金名士、主战派代表卒弃疾的支持,开禧二年(1206年),为了探明金国的虚实,韩促胄派礼部侍郎李壁以贺生辰使的身份出使金国,林仲虎作为李壁的副手再次出使金国。出使途中,林仲虎发现某地的光武庙中画的人家全都左臂裸露,就对接待他们的官员说:“光武帝本为华夏正统,裸露左臂,不是正统王朝的时尚。”当地官员很惭愧,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修改画像。渡过黄河以后,有消息传来,说金国发生了内变,众人听罢,惶恐不安,感到现在前往必是凶多吉少,想退回国内。看到此行将要有辱朝廷使命,林仲虎非常镇定,他激励大家道:“我们本是朝廷命官,肩负着朝廷的使命,身为大丈夫,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此去,最坏的结局,不过是有死而已,死可名留青史,而贪生则要为后人讥笑、耻骂。”在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后,林仲虎又向李壁上陈三条汁策,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应变之策。到达金国,众人发现金国朝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心中自是安定下来。对宋朝使臣的来到,金朝廷自要设宴招待一番。但设宴招待之时,恰巧是宋朝宣仁皇后的忌日。金国人豪爽,极善饮酒。宴会上,金国官员频频举杯劝酒,林仲虎严守宋朝习惯,坚决地推辞掉了金国人敬酒,整个出使期间,滴酒未沾。归国后,林仲虎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金国与蒙古国作战,国力消耗很大,但如果宋朝出兵,仍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上奏朝廷道:“喜欢因循守旧的人,难免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极力主张进取的人,却又没有什么谋略。为今之计,应当强调做事要有成功率,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然而林仲虎的正确见解,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反而触怒了当朝专权的大臣,他被贬出朝廷,出守浮光。宋、金开战,金兵围困和州,朝廷命林仲虎与戚拱攻击敌人,以解和州之围,骑兵首领戚拱与仲虎意见不一致,戚拱不顾大局,径自从历阳移戍采石。林仲虎看到战局不利于宋朝,力请于朝,乞求朝廷命令骑兵部队策应,朝廷迅速调来千余人的增援部队,并将一种射程远,威力大,利于守城作战的武器——强弩装备给林仲虎的部队,及时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配合了和州保卫战,这场战争,宋、金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f丁。为了加强谈判力量,宰执举荐林仲虎为使臣,以右骑:卫中郎将身份充通谢副使前往金国。这是林仲虎第三次出使金国,但行至维扬,由于淮西失守,朝廷令仲虎一行退回国内。林仲虎擅长作文,尤长于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他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传于世。《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他的《出疆》诗一首:去时不敢留姓名,一身万里鸿毛轻。征鞭不返长淮水,正恐来者愁此行。吁叹此行良独准,出门儿女更辛酸。平生崛强身是胆,自许虎口能生还。犬羊异种犹人类,惟有肝胆倾相示,此语历历端不诬,毕竟言之无二意,从前鸥鹭奋不飞,机心一动成惊疑,愿言嘻嗑啖儿齿,直到齿落儿不知。林仲虎有一兄长,名仲麟,字景冲,曾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太学考试中,夺得过第一名。庆元年间(1195—1200年),宰相赵汝愚因谗言而被贬出京城,林仲麟同杨宏中、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人愤然上书,为赵汝愚打抱不平,由此忤怒了韩诧胄,被送外编管,林仲麟等威武不屈,为时人称为“庆元六君子”。在《宋史》之《忠义传·杨宏中传》中,林仲麟得到的评价是:“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对林仲虎是否是此科状元,不同文献记载不同。《宋诗纪事补遗》第1429页的记载是:“林仲虎……年十三,能属文,以武举魁漕选,嘉泰初廷试第一。”而在《状元大典》第1219页中武状元表中,嘉泰二年的武状元是叶滦。在《八闽通志》第1023页的福州府志中,又是这样记载的:“林仲虎……庆元中应武举廷试第二……”而明嘉靖《福宁州志》卷八则认为他是宁宗庆元二年的武进士,今一并列于此处,以为抛砖引玉,供有关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陈德应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工作经历:1984.9-1988.7: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子技术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88.9-1991.3: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1.3-1995.4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1995.6-1997.6:上海复旦大学做博士后1997
全文: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教授2002.4-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 1.强场物理及X光激光研究:主要从事强场中稀有气体原子OFI剩余电子能和高次谐波研究
陈秀英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
全文:地动员群众埋粮食和物资,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挖短程地道,建立哨点、情报网、传递线等,武装起来反“扫荡”。11月16日,因叛徒善宝出卖,被大土匪头子、日本皇协军司令、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刘黑七(刘桂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刘国光     刘国光(1923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 江苏省 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 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年—1955年, 苏联 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
全文:的混乱认识起了十分要的作用。   1982年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范式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1909年6月生于寿宁鳌阳。 范式人立志“拯民于水火”,故改名“拯民”、“洪泽”,1931年参加了叶秀藩组织的赤色农会,次年10月经叶秀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寿宁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他参与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武装组织——红带会。同年4月因身份暴露
全文:工作。 范式人是闽东创建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成立,他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转战闽东及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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