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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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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兼笔耘,收获自可慰。呕心倾热血,立志育英才。近三十年来,他在教坛上执着地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他认为,语文的外延应当和生活相等,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就得大胆进行教学改革。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的教学方法自成特色,深受学生欢迎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在写作教学中,他能以大语文观作为自己教学的导向,带领学生到社会中去,在观察、调查、采访、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1986年,他写出了教学论文《以新闻写作为突破口,把学生引向社会》,被《语文学习)录用发表,反响极大。1993年,他的《功夫在课外》的教学论文被《中国当代中小学教师优秀论文选》评为优秀论文并选入该书。从93年到96年,他还写了《小言论的写作教学》、《以实写虚法试探》、《“引用”与“作文”》、《要选准选好作文角度》、《材料作文一我有话要说》、《一次实验作文的记录》、《作文题目一今年独好》等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文苑报》、《温州教育》、《温州日报)等杂志、报刊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温州日报》、《温州晚报》、《侨乡报》、《温州电台、瓯海电台》优秀通讯员、记者和编辑。    由于他善于培养学生动脑、动笔的能力,又善于进行“下水”教学,二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学生写成并已发表的消息,通讯、小评论随笔、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就有一千多篇。    安贫乐教,育人为荣。他同他的学校和学生有着割不断的深厚感情。他的学校位于石垟山麓、“圆觉寺”旁,一九九六年三月,他在《温州日报》教育版上写了一篇题为《圆觉梦》的文章,叙述了他的教学生涯,阐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在文中所写的那几句话:                            晨钟催暮鼓                            圆觉三十秋                            学子勤教化                            四海皆良材。    邮编:325019电话:0577—6479874

林杨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陨石学及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化学与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直从事陨
全文:和EL群陨石具有独立的母体,揭示极端还原条件星云凝聚和母体热变质的特征,建立了EH群母体撞击破碎再重新堆积的新模型;对火星和灶神星等特殊陨石开展研究,揭示它们各自复杂的岩浆演化、冲击变质等历史,并在
林振翰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
全文: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川盐纪要》、《浙盐纪要》、《淮盐纪要》、《中国盐政纪要》以及《闽盐纪要·沿革篇》、《精盐调查录》等。             生平简介     清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生于宁德蕉城一个封建地主兼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廷伸,号理斋,清末 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县教谕。林理斋是维新派首领 康有为的好友。康曾书“天下为公”条幅以赠。后因时政日非,理斋弃官归里,谋实业救国,创碧山小学以培育人才,在漳湾沿海一带垦农田三千余亩以济农,兴办茶叶精制厂以挽回利权。他所创办的“一团春” 茉莉花茶,曾获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盾奖。林理斋认为:“科举功名乃无用之事,学习西洋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救国图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理斋送其十三岁的儿子林振翰到福州 美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外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振翰十八岁,应试补弟子员,就读于鳌峰、致用书院;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北京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他的治学态度是:必求甚解,学以致用。这时,他利用课余时间,研读波兰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并翻译成汉语,写成《汉译世界语》一书。此书在宣统三年(1911年)经 英国乌克那博士校订后正式出版。初版一发行,即销售一空,之后又再版发行,他是第一个把世界语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翻译家。后又撰《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未刊)。他期望有一天世界各国只需用一种同一的文字,以便于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之交流。此时林振翰年方而立,但已崭露头角了。    宣统三年(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 福建省临时议会成立,林振翰初选时当选为议员,他目击贿选争竟者的丑行,遂愤而离去。     民国三年(1914年),应时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蜀任该所一等课员。任上,他看到当时洋人会办控制中国盐政,盐税收入源源流入五国银行团金库,忧愤交加,自此弹精竭虑地钻研盐政一年多后,便写就《川盐纪要》一书,开中国盐政专著之先河。     民国八年(1919年),升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代经理。     民国十年(1921年),擢升代四川盐政使。此后,每移官一省,即留心考察该省之盐政。     民国十一年(1922年),调任 宁波盐务稽核支所助理,躬往实地调查后写成《浙盐纪要》。     民国十五年(1926年),调往十二圩盐务稽核支所,代理扬州、松江分所经理,又撰就《淮盐纪要》。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积十多年钻研之功和经历一番思索之后,于四川自流井任内写下《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盐政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政府以"国用匮乏"议加盐税,每百斤征五元,议将垂决。林振翰力争,以为重税则民不堪命,而且私盐会愈多,是求税收增加却得其反,儿经申辩,盐税才减为三元,民困始得少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 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当他欲施展兴革抱负之际,却因用脑过度暴卒于 福州市仓前山太古坪,年仅四十九岁。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     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殁后,灵柩归葬故里,墓在宁德县城北门外坑里村后的山头上,墓碑书:“四川盐运使林君蔚文墓”。前侧建有石顶石柱的“先芬亭”,亭内立大碑镌陈衍先生(《福建通志》作者)撰写的墓表。亭前石柱对联为:   生而为英,已矣一杯土!   死且不朽,卓哉千古名。 主要成就 两年磨砺 铸就《汉译世界语》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华沙发表了题为《第一书》的人类共同语方案,大约在1905-1907年,从 俄国、 日本和英法几个 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译法有“万国新语”、“爱世语”、“爱斯不难读”、“伊士卑兰语”等等,称为“世界语”则是从日文再译的), 上海、 广州、 南京等地陆续有人开班授习。不少同盟会员和留学日、欧的热血青年都大力支持,帮助推广。   在校期间,林振翰有幸接触到了世界语,对这种全新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英语很好,很快掌握了这种语言。于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第一书》译成汉语,取名为《汉译世界语》,经英国学者乌克那博士审校后,于1911年正式出版。礼部郎中寿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汉译世界语》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规范的汉译世界语教科书,初版发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供不应求,曾一版再版。后来,林振翰又编写《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为世界语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值世界语问世100周年,我国邮电部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宁德集邮公司同时发行了纪念封。林振翰《汉译世界语》对于已经能够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来说,不失为可走捷径的理想教材,编译者在“例言”中强调世界语乃一字母一音,无变音省音之苦,16条文法简明扼要,易记易学。我国对外宣传部门曾于1963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时任外交部部长的 陈毅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汉语好,能掌握一门外语,又精通世界语,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宝贝。”他鼓励多培养这样的宝贝。 潜心盐政 出版多部专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冬,众议员选举,初选当选,林目睹贿选争竞的“运动者”的丑行,发誓终身不做议员。后应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川任一等课员。从此,他开始毕生研究中国之盐政。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指令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五厘金币借款”。此项借款以中国之盐税收入作为担保。林振翰在稽核所任内,目睹中国盐政积弊殊深,财政大权操于外人之手,洋人会办飞扬跋扈,作威作福,深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十分痛心。   为此,林振翰潜心盐政研究。他在四川任内,以调查川盐为己任。不到二年,即写成《川盐纪要》一书,创中国盐政专著之始。此后,每移官一省,随即专心该省之盐务。在 宁波任内,写成《浙盐纪要》,在 扬州任内,写成《淮盐纪要》。回闽仅一月,即写成《闽盐纪要·沿革篇》。在我国近代盐政史上,与 左习勤齐名,被誉为盐政两大专家。左为“历史派”,林为“统计派”。   同时,他毕一生精力于盐政之改革,考历代各家学说之利弊,参世界各国经济之得失,积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调查研究,于1929年四川自流井任内撰就《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他在这篇论著中,尖锐地指出清末民初实行“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一切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正当他欲施展抱负之际,不幸于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患脑溢血卒于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一生勤于著述,刊行问世之作有《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川盐纪要》、《淮盐纪要》、《浙盐纪要》、《精盐调查录》等数百万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以其怀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爱国者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所热衷的世界语事业,仍以其勃郁的生命力为国内外许多继起的学者所拓展着。林振翰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
王兴邦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汉族,甘肃省会宁县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他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一般干部、科级、县级和地(厅)级职务,现已离休。他自幼聪颖好学,在学校是高才生,还爱好书法,且有过人之处。在任职的40多年间,共书三亿多字,造诣较深,小有名气。近年,他不拘一格,积极探索,博采众长,自成一体,洒脱奔放,别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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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甘肃省会宁县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他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一般干部、科级、县级和地(厅)级职务,现已离休。他自幼聪颖好学,在学校是高才生,还爱好书法,且有过人之处。在任职的40多年间,共书三亿多字,造诣较深,小有名气。近年,他不拘一格,积极探索,博采众长,自成一体,洒脱奔放,别具风格,笔锋雄峻,犹如铁枝梅花。他的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功力深厚,艺术水平超群,笔墨技法意境都很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很高的收藏价值。在国内外书法展赛中,获奖数十次,还获国际书法特等金奖和金、银、铜奖十多次。也应邀出访了美、日、法等十多个国家。并在北京、香港等十多个大城市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同时在人民画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周刊》、文艺报、经济日报、国际商报、世界知识画报、《中华名流》、《瞭望》周刊等十家报刊杂志上登载。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人事部、中国文联等数十个单位还收入他们的互联网络。并以嘉宾应邀出席了国内外一些社团举办的多次大型书画笔会和重要节日的庆典活动。其作品和简历特邀入编《中国书法古今名家选集》、《中国杰出书画名家大师精品集》、《中国当代艺术最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50例鉴赏宝典》、《共和国名人大典》、《国际著名书画家百杰》、《世界书画名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百多部大型典集。他还是世界艺术家协会理事、国际美联硬书委员、国际美联中国中南执委会高级学术委员兼常务理事、国际书画名家、世界杰出华人书画艺术名家、世界艺术名人和德艺双馨艺术名家、世界华人风云人物和荣誉博士、世界文艺研究员和特级书画师、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名誉会长、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和特殊贡献金色勋章、世界书画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和名誉总裁、世界华人科教文成果博览会评委、世界华人远程学院教授和研究员、国际羲之书画院名誉院长和终身荣誉教授、中华文艺研究中心名人名作评审委员会高级评审员和名誉总裁、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收藏研究院理事、中国艺术网理事会荣誉副理事长、中国书画名家大师、中国艺术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名家、中国最具有收藏价值艺术作品的书法名家、翰墨中国艺术名家、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名家、中国跨世纪功勋艺术名家、中国杰出人民艺术家、国学杰出艺术家、国际中华优秀作家、世界汉诗协会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和世界汉诗艺术家荣誉勋章、中国评论月刊杂志社特邀评论员、“名星杯”全国诗书画影大奖赛评委、西藏自治区书法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吉林等九省市区的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常务理事、首席教授、高级艺术顾问等百多个荣誉和艺术职称、职务。近年,他还敬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诗词和格言等30多万字(加上已给34个省市区社会团体和华国锋、汪东兴、宋平、费孝通、程思远、毛新宇等个人书赠的作品共40多万字),先后在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李大钊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馆、“二七”工人大罢工纪念馆、农民革命运动纪念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红军长征路上的20多个纪念馆、天津和江苏周恩来纪念馆、朱德故居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白求恩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八位元帅纪念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白求恩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20多个省市区的烈陵园和纪念馆、大庆油田纪念馆、大寨展览馆、雷锋纪念馆、“两弹一星”基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报社、北京大学、全国人大迎香港回归、西安等六个碑林、甘肃省党史研究室、博物馆和档案馆等100多个馆内收藏。他的书法作品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展出和收藏,其简历作品已收入国际互联网络和文化部的中国国际艺术品网上市场展览,并在180多个国家交流。国内外市场价格和国际美联等润格都是每平方市尺人民币5千元(600美元),所得收入他都用于扶贫、捐资办学和救助失学的儿童。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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