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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得芝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陈得芝(1933~)  中国历史学家。福建霞浦人。1933年11月3日生。195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1983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
全文:陈得芝(1933~)  中国历史学家。福建霞浦人。1933年11月3日生。195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1983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  陈得芝长期从韩儒林研究蒙古史、元史,并担任教学和培养研究生工作。开设过中国古代史、元史、北方民族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专题研究、民族史研究中的对音与勘同等课程,能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了中国有关学科的教学水平。他先后参加了高校教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编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工作。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副主编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在韩儒林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中,承担了全书近一半篇幅的撰写。他在国内十余种学术出版物中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涉及北方游牧部族、元代政治及社会、中西交涉和海外交通、蒙古地区历史地理、吐蕃史等多种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尤精于北方民族史地之学。学术成果除《元朝史》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外,主要论文有《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淖儿行宫今地考》、《元称海城考》、《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年代》等。
叶有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全文:(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叶氏有子矣!汝虽寡,无伤也,吾犹及见甥之成立也”叶有挺十二岁应童子试,即拔补童子员,崇祯十一年(1638)补增广生。这时,恰是冯梦龙任寿宁知县,冯“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由是“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冯以为,“将来或未量也”。果然,到了清顺治十四年(1657)叶有挺中了丁酉科第四十四名举人。由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尤其是寿宁县清初反清复明的战争,叶有挺从增广生到中举,经历了近20年。他的中举,是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姜礼中举141年之后,在科举方面为寿宁的读书人打破了沉寂。此后,叶有挺又四次北上应试,于清康熙九年(1670)庚戍科,会试中式第七十名进士,殿试为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这时他五十三岁,成为寿宁建县以后的第一位进士。 刚脱去布衣的果庵先生,并没有留在京师候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侍奉年已古稀的老母。在家乡三年时间,他勉励本县的学子,勤奋向上;由于本县交通条件限制,钱粮起运负担过重,他竭力为本县民众向上级请求剔弊除奸,深得百姓爱戴。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下令撤除三藩,次年,甲寅(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清,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全省,要在籍的士绅限期赴耿部供职。叶有挺避之于江西界内,佯称已死。第二年,因怀念老母,潜返家乡,为耿的属下官员所知,又持耿的檄文促其应召。有挺痛苦地禀告母亲:“儿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传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儿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挺与母相抱大哭,后遂逃匿山寺。寺僧知。他是叶进士,不敢接纳。叶仰天长叹说:“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当夜,自缢于山中古树。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再次降清,二十年被处死。但叶的事迹,一直无人上报。叶的同年进士温陵李为观在挽叶的七律中写道:“圣世频行旌恤事,也应荣宠发幽光”。有位名叫谢起潜的,也挽一首七律,最后两句说:“莫道史书编不到,纲常万古赖谁全”。直到康熙廿二年,(1683),果庵先生才由公举崇祀乡贤。他过世后的132年,即清嘉庆十二年180)十二月初八日,清廷给他的五世孙叶伊霖,颁发诰命,以“叶有挺原系进士,康熙十三年,耿逆逼授伪职,不屈死……特皆给恩骑尉与尔承袭,世袭罔替”。《二十五史·清史稿》卷四八八,将叶有挺的事迹收入《忠义传》。他是寿宁县唯一收入《二十五史》的人物。 叶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除收入《寿宁县志》的七律《七星长桥》外,犀溪叶氏宗谱,载有吊烈妇歌和游武夷的几首诗。但他曾在河南兰阳县署,为鳌阳叶氏宗谱写过序。当时,叶的内兄柳上芝任兰阳知县,叶当时是任幕僚或是作客,虽无从得知,但叶所以能四次进京会试,可以断定是柳为之提供了方便。 果庵先生在犀溪上游有一处龙潭书斋,他常独自在此读书到深夜,他所习的本经是《礼记》。据民间传说,有天晚上,山魅将舌头伸进书斋的窗棂,叶便提笔在舌上书一“山”字,鬼的舌头被压住,不能脱身,苦苦哀求饶恕,叶又书一“山字”字,鬼才获释离去。 犀溪的库坑自然村蛇仔岗,有果庵公墓,坟前古柏长青。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清明节,果庵公的后人,成批前来除草祭奠,来往于犀溪和库坑之间的行人,跂脚遥望古坟,莫不表示对前辈的敬仰。 犀溪的叶氏宗祠,文革前正厅悬有“进士”巨匾,清代犀溪村有进士坊境。祠内有一副今人撰的楹联: 自南宋而今,延八百年德泽,虎耳扦祠,伫看三槐荣列祖; 沿北溪出海,汇廿八世人文,龙潭习礼,总期一统利生民。 上联的虎耳扦祠,是指宗祠的坐靠山形取为虎耳;下联的后两句,说的就是果庵公的勤学和拒绝为耿精忠供职的事迹。
周时源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全文: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全文: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评 价: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吴国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副主任医师。男,1953年4月出生,江苏 高邮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任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兼 任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 癌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上海放射肿瘤学分会委员。 主要贡献:主持放射肿瘤科医疗,教学等日常工 作
全文:,supp1.2abstract。以第二作者发表论文有《复发性多软骨炎》(《临床免疫与实验》1980〈11卷)、《超分割放疗治疗颈部巨大肿块近期疗效观察》(《上海医学》1996〈10〉第19卷)、《53例患者舌
黄淑文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心血管内科学教授    黄淑文,女,1932年1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研究员,1988年晋升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高血压研究室研究员。现为中华医学会会员,世
全文:心血管内科学教授    黄淑文,女,1932年1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郑永年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马千里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林玉玲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
全文:

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所的落后面貌,于1983年决定调储蓄工作经验丰富的林玉玲到该所做主任。妻子知他年老体弱,不愿让他调出百色城,儿女们也再三劝他找行领导说明实情,要求留在城内。而林玉玲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毅然告别了温暖的家庭,愉快地打起行包到了东笋矿区储蓄所。    东笋储蓄所共有5人,其中4人是入行不久的青年职工。他到职后,一边开展工作,一边调查研究,在摸清实情的基础上,采取了五条治所措施:首先从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抓起,并与职工的责、权、利结合起来,奖罚分明,作为约束每个职工行为规范。二是从自己做起,以身示教,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三是从思想上引导,经常跟青年职工进行谈心交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勉励大家以英模为榜样,把个人的前途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把职业责任与实现四化联系起来,安心矿区,热爱储蓄,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四是从工作上关心。对新调入的青年职工,安排同自己跟班,言传身教。五是从生活上体贴。该所没有食堂。为了解决职工的膳食问题,他和职工们商定,买回一套炊具,几个人凑在一起搭为做饭,矿区文体活动比较少,他就因地制宜,组织职工修建蓝球场,买来蓝球、象棋、围棋、扑克和羽毛球等,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大家开展文体活动。他还向行领导反映,为所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供职工晚上观看电视节目。该所职工看到林主任年老体弱,带头安心矿山勤奋工作都十分感动,再也没有人闹调动了。全所职工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齐心协力于发展储蓄事业上。在1991年支行展的“文明服务流动红旗”竞赛活动中,该所夺得了红旗。    林玉玲患频发性高血压病,工作繁忙劳累就诱发高血压病,但他只要还能坚持工作,就从不下岗。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服上降压药又继续工作。一次,当他得知煤矿有部分职工家属手头有钱时不顾疾病在身,连续5次上门动员,终以真诚说服他们把10万多元现金存入该所。在他的感召下,全所职工上班优质服务,下班外出揽储。    林玉玲家里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他离城到东笋工作后,就很少能与家人团聚。去年6月,他老母亲病危,行领导批准他回去探望。当时正逢一年一度的存款计息过帐期,他想到所里人员少,新手多,放心不下,仅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匆匆告别了病母回到所里忙计息过帐工作。在他回所的第二天,家里就传来了母亲逝世的噩耗。55年的养育之恩,在慈母弥留之际都不能尽孝,他感到十分内疚、悲痛。但他还是坚持完成计息过帐工作才回去处理母亲后事。    林玉玲深知,没有优质服务,就不能赢得储户,赢得存款。因此,他到东笋所后十分重视抓好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他针对本所职工的实际,经常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职工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并将服务公约的“五不准”柜台纪律张贴所内,要求全所人遵守。在平时服务工作中,他要求职工搞好所容所貌,坚持使用文明礼貌用语,顾客来存、取款要起立迎接,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让客户有到所如到家之感。支行领导鉴于该所人员少,业务量不很多,让他们实行两班制,中午关门休息。但是,为了方便群众存款取款,他们坚持中午开门营业,为储户存取款提供方便。在林主任的带领下,全所职工都自觉遵守服务公约,热情为储户提供文明优质服务。在矿区内做小生意的群众较多,经常有人来换小票,有时每天要换三、四百元,该所职工都不厌其烦地热情办理。    林玉玲总是把储户看作“上帝”,处处为储户着想,为储户排忧解难。一位个体户因不慎将余额为3000元的活期存折丢失,帐号也记不清了,急得在柜台外哭了起来。林主任看到后,一边安慰她,一边耐心地翻找帐页,经过查阅几千张帐页,终于查到了失者的帐卡立即给她办理了临时挂失手续。林玉玲还经常教育职工保持清正廉洁,对储户存款时多交的款如数退回。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全所共退回储户多交款133笔,3768.66元。    为了抓好储蓄所的内部管理,提高储蓄业务质量,林玉玲身体力行,敢抓敢管,严格要求。他注重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要求职工平时要遵守操作规程,按章办事。并把遵守制度、安全操作列入考核职工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进行考评,作为月终评奖金和年终评先进的依据,做到有章必循,循章必严,违章必究,有功必奖。他还建立健全了所内的十种登记簿,指定专人负责登记所里每天发生的有关事项,做到事情发生有依据,处理有结果,查阅有档案。他每月坚持定时组织通打余额。为了互相监督,他还安排会计人员交叉核打帐面,保证帐平表对。遇到帐务不平,他就立即加班核查,直到查清为止,不留错帐过夜。为保证所内帐务标准化,他要求所员做到书写工整,盖章平整,记载完整。他还坚持定期或不定期查库,确保帐款相符。由于加强了内部管理,业务质量不断提高,1983年以来,全所没有发生过差错事故,受到了上级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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