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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汝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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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261）字茂实，号庸斋，晚年又号紫霞翁，太宗八世孙，居福州（今属福建）。少时随父不敌宦游湖湘。宝庆二年进士，历礼、兵部架阁，籍田令。嘉熙元年，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二年，除校书郎，迁秘书郎。累迁玉牒所检讨官。四年，以草史嵩之解督府归相位制有箴砭，淳祐元年，出知温州。三年，为江东提刑。四年
- 全文：集》、《庸斋琐闼集》、《庸斋表笺》（《内阁藏书目录》卷三、五），均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为《庸斋集》六卷，有《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四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三二六一至三二六二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七七七八至七七八一收其文四卷。事迹见本集诗文及《宋史》卷四二四本传。（吴洪泽）
-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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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53.6～）男，1953年6月出生于北京市。1969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曾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197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79年毕业，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军委办公厅（转为现役军人）工作，任耿飚同志处秘书。1982年起先后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兼武装部第一政
- 全文：大学校长、福州军分区常委第一书记。1996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1999年8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2000年1月在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在厦门任职期间，协助市长主持日常工作，兼主编《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牵头编制厦门特区计划单列方案。
- 左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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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18·11·13—） 原名左洪米，江西铅山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任铅山二区团区委儿童团书记。1932年2月调闽北苏区首府崇安从事并领导团的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北团分区委支部巡视员、分区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长、团分区委组织部长等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闽赣边区斗争，在反
- 全文：（1918·11·13—） 原名左洪米，江西铅山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任铅山二区团区委儿童团书记。1932年2月调闽北苏区首府崇安从事并领导团的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北团分区委支部巡视员、分区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长、团分区委组织部长等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闽赣边区斗争，在反清剿斗争中致力于团的建设，先后担任广丰、崇安团县委书记，崇建西南战区团区委书记、党委书记，共青团闽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抗战初期任闽浙赣特委青年部长，1938年6月任福建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后兼任建松政特委书记。皖南事变后，兼任省委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同省委主要领导一道，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国统区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闽东北地区广泛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组织领导澄洋暴动，先后任闽东北地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常委、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副政委。建国后，任福建省委委员，永安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后被选送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2年半。1955年之后，历任省移民办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南平613厂党委书记，省革委会农村小组副组长、机关管理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1979年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9年离休。
- 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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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 陈心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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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
- 全文：（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菌学教授，代院长。 他主要从事肺吸虫（并殖吸虫）和动物寄生虫的调查研究，并对华枝睪吸虫和日本血吸虫进行探讨性研究。1935年为了探讨台湾省的日本血吸虫和姜片虫不能寄生于人类的原因，以及该地区的肺吸虫和大陆地区的肺吸虫的关系，曾去台湾省流行区进行观察及调查。1938年，因中日战争爆发．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陈心陶除在岭大任教外，曾在香港大学病理系进行蠕虫研究。1942年在江西省前中正医学院任教，讲授寄生虫学及细菌学，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1946年又回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负责培养生物系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参观学习。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1953年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学院，以后一直在中山医学院任教，并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热带病研究 所所长，广东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中山医学院党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吸虫志》主编。 陈心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肺吸虫（并殖吸虫）进行系统 研究，1940年发表了《怡乐村并殖吸虫》的论文，是我国肺吸虫分类学研究最早的较系统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仍被引为典范。解放后对肺吸虫继续进行了大重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种类，并对我国肺吸虫的种类、区系分布进行了探讨。从1951年开始，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研究，首先发现和确定广东省有血吸虫病流行，以后通过流行区调查，实验诊断，丁螺形态、生态学研究以及个体防护等科研实践，摸清了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基本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研究丁螺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面积低洼地区，结合农业生产进行围垦灭螺措施，把消灭血吸虫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这些方法不仅在广东行之有效，而且在国内其它地区普遍采用，对我国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恙螨的形态、分类、恙虫病流行病学等研究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130余篇。主要专著有：《医学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被评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研著作成果一等奖。还有《中国动物图谱》（扁形动物），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晚年还主持《中国动物志》、《吸虫志》的编写工作。
- 黄寿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黄寿祺，文学评论家。字之六，号六庵，曾用笔名霞山。年日生。福建省霞浦县盐田镇上街人。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自幼在家乡私塾学习，受儒家思想影响，崇信孔孟之道。月年毕业于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年获得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本科国学系文学士学位其后执教于福建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燕冀中学、私立北平
- 全文：《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问题》。曾自编《群经要略》、《诗经选读》、《中国古代文学《历代散文选》、《唐宋诗选》等教材讲义。主编过《福建文学史》及《清诗选》。又曾为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总纂。期），年月
- 刘必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
- 全文：朝廷采纳。然而，刘必成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给病人膏盲的南宋小朝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理宗皂帝本人也是一个平庸之辈。刘必成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于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自号“爱闲翁”，寄情山水园林，喜吟诗
- 陈秀英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
- 全文：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捐慰劳，优待抗属等活动。1941年10月，陈秀英调到费北县固城区工作。日军“大扫荡”时，她夜以继日地动员群众埋粮食和物资，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挖短程地道，建立哨点、情报网、传递线等，武装起来反“扫荡”。11月16日，因叛徒王善宝出卖，被大土匪头子、日本皇协军司令、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刘黑七(刘桂棠)部逮捕。伪营长尹殿堂软硬兼施，迫她投降，关进特务营。特务营长孙宝灿。一面严刑拷打，一面逼她嫁给伪自卫团团总孙安祥。陈秀英严辞拒绝，敌人用烧红的铁水铲烙她的前胸、后背和四肢。陈秀英醒后，遍体鳞伤，绝食以示抗议。房东劝她：“你先答应下来，以后想法再跑，免得受这么大苦。”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稀轰何罪。如果答应这帮坏蛋，不但要遭人唾骂，而且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家人”。关押期间，她不忘斗争，凡能触到的地方，她就用石灰写下“打倒反动派，打倒刘黑七”等口号。刘黑七耍尽各种手段，陈秀英仍宁死不屈，命令特务连长李占元就地枪杀她。1942年3月24日，李占元押着陈秀英来到北锅泉村西北角岭事先挖好的土坑旁，陈秀英昂首挺胸，大骂顽匪，敌营长气得团团转，面对钢铁战士，无伎可施，众匪把她推进坑里，陈秀英从容就义，年仅23岁。陈秀英被害这天，在就义周围干活的人们目睹她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无不感动。在场的许多匪兵也深感内疚，有的开小差，有的反正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中共费北县委编印陈秀英事迹宣传册，《沂蒙导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军民向陈秀英学习。1988年，《大众日报》以《巾帼丹心照汗青》为题，报道陈秀英烈士的感人事迹。编者按说：“46年前，一位年仅23岁的‘女八路’英勇就义于刘桂棠匪部的屠刀之下，由于当时刘匪的严密统治，这位女英雄连她的真实性名都没留下。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英雄是不会忘怀的。在纪念陈秀英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的日子里，本报发表烈土战友陈华鲁同志经过几年时间的奔波调查撰写的这篇通讯，以慰先烈之灵，更为昭示无数后来之人，学习英雄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刘国光 刘国光（1923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 江苏省 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 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年—1955年， 苏联 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
- 全文：。 1998年—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一期间，刘国光在《略论通货紧缩趋势》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此轮通货紧缩过程中中国经济运行的机理，阐明：（1）供大于求的矛盾来自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前期过渡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