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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式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
- 全文：（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
- 王万章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宿迁市王官集乡人，1943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江苏玻璃厂党委书记、厂长。 他自幼读书，1963年宿迁中学毕业后录取东北大学钢冶系企业经济管理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任技术员，1972年9月调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1975年3月调宿迁人事局、组
- 全文：宿迁市王官集乡人，1943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江苏玻璃厂党委书记、厂长。 他自幼读书，1963年宿迁中学毕业后录取东北大学钢冶系企业经济管理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任技术员，1972年9月调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1975年3月调宿迁人事局、组织部工作，1984年2月起任宿迁县（市）副县（市）长，1988年8月调江苏玻璃厂任党委书记，1992年9月起兼任厂长。 从1984年起先后被选为宿迁县（市）第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3月被选为淮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84年12月起，先后被选为宿迁县第五次、六次党代会代表，1989年11月被选为淮阴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 在1984年至1988年任宿迁县（市）副县（市）长分管工交、科技和体改工作期间，在县（市）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根据经济规律，实行科学管理，使宿迁工业出现了新的飞跃，全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例由1984年的41.30％上升为1987年的70.10％，为宿迁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8年调江苏玻璃厂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在上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关心支持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战胜了重重困难，迎来了苏玻的大发展，1993年实现了产值、产量、质量、销售收入、税利、人均年收入六项经济技术指标同时超历史的好成绩。苏玻先后被评为省、市先进、文明单位，他本人也被评为省建材行业和市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 为了改变苏玻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的局面，1993年毅然决定将一条180吨六机有槽垂直引上窑改造为400吨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浮法玻璃成型工艺是当今世界上平板玻璃生产先进工艺，产品质量好，适应玻璃深加工。这条浮法线投资仅1.68亿元，建设工期仅一年零三个月。用这样少的投资和这么短的工期建成了可年产优质玻璃320万重量箱的生产线，是国内同行的同等规模技改项目中绝无仅有的。它的建成投产，填补了江苏玻璃工业的空白，结束了江苏无浮法玻璃的历史，揭开了全省平板玻璃生产的新的一页，现该浮法生产线已于1994年11月8日建成点火，由代省长郑斯林亲临剪彩，12月28日全省第一块浮法玻璃在该厂诞生，受到洛阳玻璃厂专家好评。该厂目前已出现产销两旺的最佳状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我省及华东地区重要的玻璃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
- 陈德应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工作经历：1984.9-1988.7: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子技术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88.9-1991.3: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1.3-1995.4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1995.6-1997.6:上海复旦大学做博士后1997
- 全文：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教授2002.4-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 1.强场物理及X光激光研究：主要从事强场中稀有气体原子OFI剩余电子能和高次谐波研究
- 陈心陶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
- 全文：（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菌学教授，代院长。 他主要从事肺吸虫（并殖吸虫）和动物寄生虫的调查研究，并对华枝睪吸虫和日本血吸虫进行探讨性研究。1935年为了探讨台湾省的日本血吸虫和姜片虫不能寄生于人类的原因，以及该地区的肺吸虫和大陆地区的肺吸虫的关系，曾去台湾省流行区进行观察及调查。1938年，因中日战争爆发．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陈心陶除在岭大任教外，曾在香港大学病理系进行蠕虫研究。1942年在江西省前中正医学院任教，讲授寄生虫学及细菌学，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1946年又回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负责培养生物系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参观学习。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1953年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学院，以后一直在中山医学院任教，并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热带病研究 所所长，广东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中山医学院党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吸虫志》主编。 陈心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肺吸虫（并殖吸虫）进行系统 研究，1940年发表了《怡乐村并殖吸虫》的论文，是我国肺吸虫分类学研究最早的较系统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仍被引为典范。解放后对肺吸虫继续进行了大重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种类，并对我国肺吸虫的种类、区系分布进行了探讨。从1951年开始，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研究，首先发现和确定广东省有血吸虫病流行，以后通过流行区调查，实验诊断，丁螺形态、生态学研究以及个体防护等科研实践，摸清了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基本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研究丁螺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面积低洼地区，结合农业生产进行围垦灭螺措施，把消灭血吸虫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这些方法不仅在广东行之有效，而且在国内其它地区普遍采用，对我国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恙螨的形态、分类、恙虫病流行病学等研究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130余篇。主要专著有：《医学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被评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研著作成果一等奖。还有《中国动物图谱》（扁形动物），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晚年还主持《中国动物志》、《吸虫志》的编写工作。
- 黄寿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黄寿祺，文学评论家。字之六，号六庵，曾用笔名霞山。年日生。福建省霞浦县盐田镇上街人。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自幼在家乡私塾学习，受儒家思想影响，崇信孔孟之道。月年毕业于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年获得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本科国学系文学士学位其后执教于福建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燕冀中学、私立北平
- 全文：黄寿祺，文学评论家。字之六，号六庵，曾用笔名霞山。年日生。福建省霞浦县盐田镇上街人。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自幼在家乡私塾学习，受儒家思想影响，崇信孔孟之道。月年毕业于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年获得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本科国学系文学士学位其后执教于福建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燕冀中学、私立北平中国大学、私立北平华北国医学院、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国立海疆学校等，任过教导主任、文史地教员、讲师、教授（年）和国文科主任等职务。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学术上受徽州学派影响较大，在文学上受桐城文派影响较大。认为文学言志、抒情、咏物、写景、记人、记事、均为明道济世；主张文附质，质待人，内容与形式并美。他的早期著作《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年《北平晨报》，曾引起当时北平学术界老前辈的重视，并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博士所著的中国古典哲学《变化的书》列为参考资料。年月曾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师范院校《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讨论会。年发表了《漫谈如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教材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福建师院学报》第年又在《福建师大学报》、厦门大学校刊及华东师大《语文函授教学通讯》上发表《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问题》。曾自编《群经要略》、《诗经选读》、《中国古代文学《历代散文选》、《唐宋诗选》等教材讲义。主编过《福建文学史》及《清诗选》。又曾为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总纂。期），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出版的主要论著有《闽东风俗记》年《中和报》）、《嵩云草堂易话》（年，北京《新光杂志》）、《水南读书记》（年，《南方日报》副刊《新畦》）等。解放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漫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年，《闽江》，第期）、《试论杜甫绝句》年，《福建师院学报》，第期）、《周易名义考》年，《福建师大学报》，第期）、《六庵诗话》（年，《蒲公英》，第期）、《“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与研究生张善文合作，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还有《六庵吟草》古今体诗千余首，散见于《北平晨报》、《民国日报》、《南方日报》、《文艺捃华》、《群众文艺》、《热风》等全国各地文艺刊物。$图片$
- 林正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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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男，汉族，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藤桥镇，1969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81年进修于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回原校藤桥中学继续任教高中语文，1989年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是温州市中语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会员，瓯海文史委员，瓯海文联成员。现任学校校长、书记。 舌耕兼笔耘，收获自可慰。呕心倾热血，立志育英才。近三十年来，他在教坛上执着地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他认为，语文的外延应当和生活相等，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就得大胆进行教学改革。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的教学方法自成特色，深受学生欢迎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在写作教学中，他能以大语文观作为自己教学的导向，带领学生到社会中去，在观察、调查、采访、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1986年，他写出了教学论文《以新闻写作为突破口，把学生引向社会》，被《语文学习）录用发表，反响极大。1993年，他的《功夫在课外》的教学论文被《中国当代中小学教师优秀论文选》评为优秀论文并选入该书。从93年到96年，他还写了《小言论的写作教学》、《以实写虚法试探》、《“引用”与“作文”》、《要选准选好作文角度》、《材料作文一我有话要说》、《一次实验作文的记录》、《作文题目一今年独好》等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文苑报》、《温州教育》、《温州日报）等杂志、报刊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温州日报》、《温州晚报》、《侨乡报》、《温州电台、瓯海电台》优秀通讯员、记者和编辑。 由于他善于培养学生动脑、动笔的能力，又善于进行“下水”教学，二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学生写成并已发表的消息，通讯、小评论随笔、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就有一千多篇。 安贫乐教，育人为荣。他同他的学校和学生有着割不断的深厚感情。他的学校位于石垟山麓、“圆觉寺”旁，一九九六年三月，他在《温州日报》教育版上写了一篇题为《圆觉梦》的文章，叙述了他的教学生涯，阐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在文中所写的那几句话： 晨钟催暮鼓 圆觉三十秋 学子勤教化 四海皆良材。 邮编：325019电话：0577—6479874
- 郑永年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 程德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初五)，生于四川云阳县长绩甲纱帽嘴老屋(今属双江区九龙乡)．父程大观为附贡生，以教书为业，全家七口，生活维艰。程德全自幼随父读书，后又一同外出教书，以教资补贴家用．．1888年，，程德全赴京乡试，未中，后人国子监肄业，当时日俄凯觎我国东
- 全文：中不发，程‘知军国之事，巳无可为”@。]1月4日，上海独立。当晚，上海革命党人由沪赴苏州，邀集当地士绅谒见程德全。程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5日，江苏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 马千里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