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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仲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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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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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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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武状元。林仲虎取得第二名后,正遇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林桷欣赏他的才干,请求朝廷让林仲虎做他的副手一同前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一面以势压人,一面利诱、收买出使人员,妄图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面对这一切,忠肝义胆的林仲虎挺身而出,揭露了对方的阴谋,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长期与宋国为敌的金国,由于受到其北方蒙古部落的骚扰,连年交战,国势趋弱,这时,宋朝的权臣韩皖胄认为这是自己建立功名的大好时机,开始着手北伐,他先下令积累财富,又下令吴曦在四川招募兵勇,编练新兵,并从国库中拿出万两黄金,以作奖赏之用。这些措施得到了抗金名士、主战派代表卒弃疾的支持,开禧二年(1206年),为了探明金国的虚实,韩促胄派礼部侍郎李壁以贺生辰使的身份出使金国,林仲虎作为李壁的副手再次出使金国。出使途中,林仲虎发现某地的光武庙中画的人家全都左臂裸露,就对接待他们的官员说:“光武帝本为华夏正统,裸露左臂,不是正统王朝的时尚。”当地官员很惭愧,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修改画像。渡过黄河以后,有消息传来,说金国发生了内变,众人听罢,惶恐不安,感到现在前往必是凶多吉少,想退回国内。看到此行将要有辱朝廷使命,林仲虎非常镇定,他激励大家道:“我们本是朝廷命官,肩负着朝廷的使命,身为大丈夫,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此去,最坏的结局,不过是有死而已,死可名留青史,而贪生则要为后人讥笑、耻骂。”在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后,林仲虎又向李壁上陈三条汁策,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应变之策。到达金国,众人发现金国朝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心中自是安定下来。对宋朝使臣的来到,金朝廷自要设宴招待一番。但设宴招待之时,恰巧是宋朝宣仁皇后的忌日。金国人豪爽,极善饮酒。宴会上,金国官员频频举杯劝酒,林仲虎严守宋朝习惯,坚决地推辞掉了金国人敬酒,整个出使期间,滴酒未沾。归国后,林仲虎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金国与蒙古国作战,国力消耗很大,但如果宋朝出兵,仍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上奏朝廷道:“喜欢因循守旧的人,难免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极力主张进取的人,却又没有什么谋略。为今之计,应当强调做事要有成功率,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然而林仲虎的正确见解,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反而触怒了当朝专权的大臣,他被贬出朝廷,出守浮光。宋、金开战,金兵围困和州,朝廷命林仲虎与戚拱攻击敌人,以解和州之围,骑兵首领戚拱与仲虎意见不一致,戚拱不顾大局,径自从历阳移戍采石。林仲虎看到战局不利于宋朝,力请于朝,乞求朝廷命令骑兵部队策应,朝廷迅速调来千余人的增援部队,并将一种射程远,威力大,利于守城作战的武器——强弩装备给林仲虎的部队,及时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配合了和州保卫战,这场战争,宋、金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f丁。为了加强谈判力量,宰执举荐林仲虎为使臣,以右骑:卫中郎将身份充通谢副使前往金国。这是林仲虎第三次出使金国,但行至维扬,由于淮西失守,朝廷令仲虎一行退回国内。林仲虎擅长作文,尤长于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他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传于世。《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他的《出疆》诗一首:去时不敢留姓名,一身万里鸿毛轻。征鞭不返长淮水,正恐来者愁此行。吁叹此行良独准,出门儿女更辛酸。平生崛强身是胆,自许虎口能生还。犬羊异种犹人类,惟有肝胆倾相示,此语历历端不诬,毕竟言之无二意,从前鸥鹭奋不飞,机心一动成惊疑,愿言嘻嗑啖儿齿,直到齿落儿不知。林仲虎有一兄长,名仲麟,字景冲,曾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太学考试中,夺得过第一名。庆元年间(1195—1200年),宰相赵汝愚因谗言而被贬出京城,林仲麟同杨宏中、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人愤然上书,为赵汝愚打抱不平,由此忤怒了韩诧胄,被送外编管,林仲麟等威武不屈,为时人称为“庆元六君子”。在《宋史》之《忠义传·杨宏中传》中,林仲麟得到的评价是:“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对林仲虎是否是此科状元,不同文献记载不同。《宋诗纪事补遗》第1429页的记载是:“林仲虎……年十三,能属文,以武举魁漕选,嘉泰初廷试第一。”而在《状元大典》第1219页中武状元表中,嘉泰二年的武状元是叶滦。在《八闽通志》第1023页的福州府志中,又是这样记载的:“林仲虎……庆元中应武举廷试第二……”而明嘉靖《福宁州志》卷八则认为他是宁宗庆元二年的武进士,今一并列于此处,以为抛砖引玉,供有关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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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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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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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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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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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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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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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秘书长(参谋长),为创建和发展闽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后是闽东游击区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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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09—1986·10·31) 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又名范拯民,化名洪泽。出生于寿宁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34年任闽东红军独立团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秘书长(参谋长),为创建和发展闽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后是闽东游击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闽东特委委员、宣传部长、福(安)寿(宁)办事处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闽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与叶飞、阮英平等领导人一起,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共同领导广大军民胜利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8月担任中共闽东特委和谈全权代表,始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圆满完成国共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任务,促进了闽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2月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主持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工作。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军事部长、组织部长。1939年7月当选为福建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任福建省代表团团长。1945年4月出席了党的“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命赴东北工作,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省政府主席和省军区副政委、政委,在稳定黑龙江局势、解决财政困难、支援东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调任江西省九江市军管会主任,全面领导了九江市的接管工作。同年6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经济工作。此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福建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邮电部顾问、党组成员。先后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出席了党的“八大”、“十二大”。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年10月31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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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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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洪永安 (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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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洪永安 (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闯入中国闽江口,近泊马江,于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仓促拔锚应战,闽江水师全军覆没。次日法舰趁潮涨上驶,轰毁马尾造船厂,复驶向下游,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各炮台口皆对准下游,不能调转回击上游攻击之敌舰,沿江不守,兵无斗志,福州一夜数惊,东南震动。洪梓青料孤拔必取道长门东犯,召集全营官兵,慷慨誓师,与敌决一死战。他用计虚垒设伏,引诱法军。法军登陆夺垒,伏兵突出,洪梓青纵马挥刀,横冲敌阵,法军首尾不能相顾,丢下10余具尸体逃登军舰。洪梓青急驰炮台,指挥群炮齐轰法舰并亲燃巨炮击沉法舰一艘,余舰溃逃。捷报至京,清政府以"绷僧巴图鲁"记名,简放福建总兵。是年十一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洪梓青积极支持左的防务措施,分拨兵勇驻闽江要隘,增设炮台,构筑阻塞工事。在重要海口,树立铁柱,横以铁索。后又撤去闽江口水道标志,沿江布设水雷,坐镇长门,调度扼守,福建防务大为加强。法国舰队只能株守台湾基隆,不敢再犯闽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澎湖列岛,挑拨悍弁李文魁率党羽千余人内渡,窜犯厦门。洪梓青率福建毅字左军,将李文魁活捉斩首,击溃余党,稳住厦门局势。不久又调长门,兼统霆、凯等军各炮台。补漳州镇总兵因留防未赴,后任福宁镇总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北洋军巡防营务处训练新建陆军,因素闻营务大权为袁世凯操纵,营务处徒有虚名,洪梓青力辞不就。后改任大名镇总兵,被清政府列为江北提督人选。受慈禧太后四次召见面加褒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福建水陆提督。 宣统三年(1911年),洪梓青以"老迈多病"上书辞官,卸任仅3天,辛亥革命成功,他挈眷回归商城。民国3年(1914年)腊月,白朗义军攻商城,洪梓青登城西门指挥防守,中流弹死,年69岁。北京政府按陆军中将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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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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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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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在京师武学堂学习时,就以晶学兼优,武艺出众得到众人的推崇与喜爱,有着很好的名声。嘉熙元年(1237年),朝中七位正直之士看到南宋朝廷日见衰颓,忧心如焚,他们在刘必成的倡议下,不畏权贵,上书朝廷,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现实,富国强兵。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必成夺得武举解试的魁首,并在第二年(1238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武举殿试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状元郎。10年后,刘必成参加朝廷组织的锁厅试,即有官职者参加的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刘必成因才华出众,被理宗皇帝两次召见,每一次他都慷慨激昂地陈述恢复大计,议论中更是旁征博引,援古证今,不仅使在场人员为之心动,也受到理宗的褒奖。廷对后的第二日,理宗皇帝宣谕宰执说:“刘必成所言极好,可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此后不久,刘必成的不少建议被朝廷采纳。然而,刘必成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给病人膏盲的南宋小朝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理宗皂帝本人也是一个平庸之辈。刘必成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于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自号“爱闲翁”,寄情山水园林,喜吟诗作词,有三卷诗稿流行于世。另外,刘必成的两个兄长、一个侄子均为武进士,其兄刘德成是端平二年(1235年)朱熠榜武进士,刘有成是淳枯四年(1244年)项桂发榜武进上,官至殿将。而刘必成的侄子刘困泉也是宝佑元年(1253年)程鸣凤榜的武进士。兄弟、叔侄两代四进士,可谓兄弟连登,叔侄同庆的武举世家。在《弘治温州府志》及《淳熙三山志》中,记载有该科14位武进土姓名,其中有5位平阳人,他们是薛岘。戴应复。陈元普,廷对第三,知雷州。戴应新,戴应扬之弟。薛梦龙,后中文举甲科。这些记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武举人物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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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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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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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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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结识了不少省垣名流。民国9年(1920)省教育厅委任郭公木为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校址在霞浦)。郭到任后,延聘名师,在闽东地区广招学生,给予优惠待遇,还帮助毕业生升学深造,为开发闽东山区民智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11年(1922)郭公木重返福建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6年(1927),省政府委派郭公木为泰宁县县长。是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郭公木任职时,能“洁身自爱”,“不取民间钱物”,下乡时轻装简从,并禁止县府人员向百姓索取下乡的“草鞋钱”和审案时的“堂礼”,还明令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当时,军阀部队调动频繁,拉伕派款,百姓有苦难言,郭向上峰陈情,争取到一笔款项分发给受害百姓。此外,他自兼泰宁县模范小学校长,还筹建粮仓积谷防饥,倡修县志等,为泰宁人民做了几件好事。 两年后,省调郭公木任龙岩县长。龙岩是军阀陈国辉的地盘,郭不愿与陈同流合污,不就龙岩县长职,仍回省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8年(1929),福建政法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建学院”,郭公木任教授兼院部秘书,并任乌山图书馆常务董事。 郭公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省城期间,共产党人范浚、范式人被当局逮捕,郭公木参予援救他们出狱,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郭公木一度离校,任省禁烟委员会及账济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32年(1943),郭公木被福建学院校董会选为院长。时学院暨附中内迁闽清白云渡,经费困难,物价飞涨,郭公木主持校政,备尝艰辛,一直支撑到1949年。至此,郭公木前后共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多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内战。由于郭公木威望高,却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中央立法委员”及省“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但可喜的是,郭氏仍拒绝了“省财政厅长”之任命,并拒绝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台。解放后,他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尽心尽力,著有《辛亥革命处理八旗官兵的经过及近代农民革命史稿》。 1669年3月,郭公木逝世于福州,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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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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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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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洪永安(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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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洪永安(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闯入中国闽江口,近泊马江,于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仓促拔锚应战,闽江水师全军覆没。次日法舰趁潮涨上驶,轰毁马尾造船厂,复驶向下游,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各炮台口皆对准下游,不能调转回击上游攻击之敌舰,沿江不守,兵无斗志,福州一夜数惊,东南震动。洪梓青料孤拔必取道长门东犯,召集全营官兵,慷慨誓师,与敌决一死战。他用计虚垒设伏,引诱法军。法军登陆夺垒,伏兵突出,洪梓青纵马挥刀,横冲敌阵,法军首尾不能相顾,丢下10余具尸体逃登军舰。洪梓青急驰炮台,指挥群炮齐轰法舰并亲燃巨炮击沉法舰一艘,余舰溃逃。捷报至京,清政府以"绷僧巴图鲁"记名,简放福建总兵。是年十一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洪梓青积极支持左的防务措施,分拨兵勇驻闽江要隘,增设炮台,构筑阻塞工事。在重要海口,树立铁柱,横以铁索。后又撤去闽江口水道标志,沿江布设水雷,坐镇长门,调度扼守,福建防务大为加强。法国舰队只能株守台湾基隆,不敢再犯闽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澎湖列岛,挑拨悍弁李文魁率党羽千余人内渡,窜犯厦门。洪梓青率福建毅字左军,将李文魁活捉斩首,击溃余党,稳住厦门局势。不久又调长门,兼统霆、凯等军各炮台。补漳州镇总兵因留防未赴,后任福宁镇总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北洋军巡防营务处训练新建陆军,因素闻营务大权为袁世凯操纵,营务处徒有虚名,洪梓青力辞不就。后改任大名镇总兵,被清政府列为江北提督人选。受慈禧太后四次召见面加褒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福建水陆提督。宣统三年(1911年),洪梓青以"老迈多病"上书辞官,卸任仅3天,辛亥革命成功,他挈眷回归商城。民国3年(1914年)腊月,白朗义军攻商城,洪梓青登城西门指挥防守,中流弹死,年69岁。北京政府按陆军中将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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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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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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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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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