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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时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 全文：（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周士第（1900-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东省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坚持华北抗战。1942年5月，在山西兴县田家会战斗中，领导晋西北军民，以少数兵力袭扰疲惫日伪军，集中主力相机歼灭日伪军的手段，歼敌500余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协助晋绥军区领导人，坚决贯彻党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据点，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千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一系列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4月，参与指挥太原战役，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攻克太原，歼敌12.4万余人，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病逝，终年79岁。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 郭公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
- 全文：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结识了不少省垣名流。民国9年（1920）省教育厅委任郭公木为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校址在霞浦）。郭到任后，延聘名师，在闽东地区广招学生，给予优惠待遇，还帮助毕业生升学深造，为开发闽东山区民智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11年（1922）郭公木重返福建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6年（1927），省政府委派郭公木为泰宁县县长。是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郭公木任职时，能“洁身自爱”，“不取民间钱物”，下乡时轻装简从，并禁止县府人员向百姓索取下乡的“草鞋钱”和审案时的“堂礼”，还明令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当时，军阀部队调动频繁，拉伕派款，百姓有苦难言，郭向上峰陈情，争取到一笔款项分发给受害百姓。此外，他自兼泰宁县模范小学校长，还筹建粮仓积谷防饥，倡修县志等，为泰宁人民做了几件好事。 两年后，省调郭公木任龙岩县长。龙岩是军阀陈国辉的地盘，郭不愿与陈同流合污，不就龙岩县长职，仍回省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8年（1929），福建政法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建学院”，郭公木任教授兼院部秘书，并任乌山图书馆常务董事。 郭公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省城期间，共产党人范浚、范式人被当局逮捕，郭公木参予援救他们出狱，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郭公木一度离校，任省禁烟委员会及账济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32年（1943）,郭公木被福建学院校董会选为院长。时学院暨附中内迁闽清白云渡，经费困难，物价飞涨，郭公木主持校政，备尝艰辛，一直支撑到1949年。至此，郭公木前后共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多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内战。由于郭公木威望高，却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中央立法委员”及省“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但可喜的是，郭氏仍拒绝了“省财政厅长”之任命，并拒绝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台。解放后，他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尽心尽力，著有《辛亥革命处理八旗官兵的经过及近代农民革命史稿》。 1669年3月，郭公木逝世于福州，享年79岁。
- 郑永年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 许信焜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4~1937），原名信坤，乳名家年，学名成龙，江西省横峰县人。少时读私塾。1927年冬，方志敏领导弋阳、横峰起义，许信焜任儿童团团长。1930年到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第八十二团，任政治处技术书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红十军改名红十一军，后扩编为红七军团，许信焜
- 全文：中失利，突围部队回赣东北。1935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3月底进驻浙西南，许信焜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秘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同年10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建立
- 程德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为幕僚，1895年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保奏为候补知县。1900年沙俄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派兵入侵东北，拟攻齐齐哈尔。程此时为黑龙江行营营务处总办，受命与俄军谈判。他允以和平让城，并殷勤接待占城的俄军，颇得侵略军的欢心和信任。由此却在官场中博得富于胆识、善
- 全文：（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早年为幕僚，1895年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保奏为候补知县。1900年沙俄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派兵入侵东北，拟攻齐齐哈尔。程此时为黑龙江行营营务处总办，受命与俄军谈判。他允以和平让城，并殷勤接待占城的俄军，颇得侵略军的欢心和信任。由此却在官场中博得富于胆识、善办交涉的名声。1903年被慈禧召见，升道员，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1905年又升为署理黑龙江将军。两年后，东北改设行省，他又任署理黑龙江巡抚。后因不合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遂称病辞职。1909年任奉天巡抚，次年调江苏巡抚。程宦海多年，老谋深算，善为权变。至苏州后广为交结，尤与立宪派头面人物如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等人关系密切。武昌起义爆发后，程一面命令各地加紧镇压反清斗争，一面与山东巡抚沈宝琦等联名电奏清廷，请求解散亲贵内阁，提前宣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称只有如此才能釜底抽薪，“消弭革命”，使“皇室永葆尊严”。他认为这是“长治久安之策”。但朝廷没有采纳。11月初上海光复，程见清王朝颓势已成，便接受苏州绅商的劝说，于11月5日宣布江苏独立，自任为“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这是旧官僚投机革命的典型。为表示革命已有所破坏，还令人用竹竿挑去巡抚衙门上的几片瓦。五天后就命令各地恢复秩序，严防“匪徒乘机骚扰”。对下层社会的反清革命斗争，如扬州孙天生起义，无锡、常熟、江阴边区千人会起义等，无不当作匪徒加以残酷镇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窃国后，程拥护袁的独裁统治，被任为江苏都督。“二次革命”时抗拒讨袁，曾电令南京卫队营营长捉拿黄兴未遂。后退出政界，晚年寓居沪、苏，诵经拜佛。
- 张正元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高级工程师。男，1948年12月出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员。1974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曾任湖北省红安县水利局、八角庙水库管理处干事、工会主席。现任红安县烟宝地水库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副处长、工会主席。主要贡献：自1974年从事水利工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参加承担完成了该县部分中小型水利工程勘测、
- 全文：至七里坪镇城镇供水管道工程建设施工，杨山引水渠及烟金干渠38公里渠道整险加固护砌配套等工程。圆满完成了八角庙水库及烟宝地重点中型水库防汛抗旱、工程管理等任务。每年汛期，依据水库调度规程，优化调度方案
- 马立峰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09—1935） 原名泽祥。福建省福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福安县委委员，福州理工学校党支部书记，福州南区区委书记，福安县委书记，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支队政治委员。1933年初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底获释。后任闽东苏维埃政府的筹备处主任，负责苏维埃政
- 全文：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第三团留在闽东坚持斗争。1935年不幸被叛徒杀害。马林（Hendricus Sneev1iet 1883—1942）原名享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早年在荷京大学读书，参加
- 周时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红l军、红4军任战士、班长、排长，红25军第73师连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
- 全文：红l军、红4军任战士、班长、排长，红25军第73师连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4次反“围剿”斗争及西征转战。1933年7月，任红3l军第92师274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川陕
- 李庆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李庆安 李庆安（1959年1月17日－ ）， 台湾 政治人物，出生于 台北市 ，原籍 湖北省 武汉市。 政治大学 新闻学系学士， 美国 马里兰大学传播硕士。前“行政院长” 李焕之女，台湾第一位被查出拥有 美国籍的立法委员，并遭注销当选资料，一审诈欺罪名成立。 李庆安是岛内
- 全文： 李庆安 李庆安（1959年1月17日－ ）， 台湾 政治人物，出生于 台北市 ，原籍 湖北省 武汉市。 政治大学 新闻学系学士， 美国 马里兰大学传播硕士。前“行政院长” 李焕
- 林振翰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
- 全文：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川盐纪要》、《浙盐纪要》、《淮盐纪要》、《中国盐政纪要》以及《闽盐纪要·沿革篇》、《精盐调查录》等。 生平简介 清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生于宁德蕉城一个封建地主兼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廷伸，号理斋，清末 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县教谕。林理斋是维新派首领 康有为的好友。康曾书“天下为公”条幅以赠。后因时政日非，理斋弃官归里，谋实业救国，创碧山小学以培育人才，在漳湾沿海一带垦农田三千余亩以济农，兴办茶叶精制厂以挽回利权。他所创办的“一团春” 茉莉花茶，曾获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盾奖。林理斋认为：“科举功名乃无用之事，学习西洋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救国图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理斋送其十三岁的儿子林振翰到福州 美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外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振翰十八岁，应试补弟子员，就读于鳌峰、致用书院；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北京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他的治学态度是：必求甚解，学以致用。这时，他利用课余时间，研读波兰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并翻译成汉语，写成《汉译世界语》一书。此书在宣统三年（1911年）经 英国乌克那博士校订后正式出版。初版一发行，即销售一空，之后又再版发行，他是第一个把世界语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翻译家。后又撰《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未刊)。他期望有一天世界各国只需用一种同一的文字，以便于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之交流。此时林振翰年方而立，但已崭露头角了。 宣统三年（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 福建省临时议会成立，林振翰初选时当选为议员，他目击贿选争竟者的丑行，遂愤而离去。 民国三年（1914年），应时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蜀任该所一等课员。任上，他看到当时洋人会办控制中国盐政，盐税收入源源流入五国银行团金库，忧愤交加，自此弹精竭虑地钻研盐政一年多后，便写就《川盐纪要》一书，开中国盐政专著之先河。 民国八年（1919年），升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代经理。 民国十年（1921年），擢升代四川盐政使。此后，每移官一省，即留心考察该省之盐政。 民国十一年（1922年），调任 宁波盐务稽核支所助理，躬往实地调查后写成《浙盐纪要》。 民国十五年（1926年），调往十二圩盐务稽核支所，代理扬州、松江分所经理，又撰就《淮盐纪要》。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积十多年钻研之功和经历一番思索之后，于四川自流井任内写下《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盐政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政府以"国用匮乏"议加盐税，每百斤征五元，议将垂决。林振翰力争，以为重税则民不堪命，而且私盐会愈多，是求税收增加却得其反，儿经申辩，盐税才减为三元，民困始得少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 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当他欲施展兴革抱负之际，却因用脑过度暴卒于 福州市仓前山太古坪，年仅四十九岁。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 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殁后，灵柩归葬故里，墓在宁德县城北门外坑里村后的山头上，墓碑书：“四川盐运使林君蔚文墓”。前侧建有石顶石柱的“先芬亭”，亭内立大碑镌陈衍先生(《福建通志》作者)撰写的墓表。亭前石柱对联为： 生而为英，已矣一杯土！ 死且不朽，卓哉千古名。 主要成就 两年磨砺 铸就《汉译世界语》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华沙发表了题为《第一书》的人类共同语方案，大约在1905-1907年，从 俄国、 日本和英法几个 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译法有“万国新语”、“爱世语”、“爱斯不难读”、“伊士卑兰语”等等，称为“世界语”则是从日文再译的）， 上海、 广州、 南京等地陆续有人开班授习。不少同盟会员和留学日、欧的热血青年都大力支持，帮助推广。 在校期间，林振翰有幸接触到了世界语，对这种全新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英语很好，很快掌握了这种语言。于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第一书》译成汉语，取名为《汉译世界语》，经英国学者乌克那博士审校后，于1911年正式出版。礼部郎中寿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汉译世界语》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规范的汉译世界语教科书，初版发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供不应求，曾一版再版。后来，林振翰又编写《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为世界语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值世界语问世100周年，我国邮电部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宁德集邮公司同时发行了纪念封。林振翰《汉译世界语》对于已经能够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来说，不失为可走捷径的理想教材，编译者在“例言”中强调世界语乃一字母一音，无变音省音之苦，16条文法简明扼要，易记易学。我国对外宣传部门曾于1963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时任外交部部长的 陈毅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汉语好，能掌握一门外语，又精通世界语，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宝贝。”他鼓励多培养这样的宝贝。 潜心盐政 出版多部专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冬，众议员选举，初选当选，林目睹贿选争竞的“运动者”的丑行，发誓终身不做议员。后应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川任一等课员。从此，他开始毕生研究中国之盐政。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指令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五厘金币借款”。此项借款以中国之盐税收入作为担保。林振翰在稽核所任内，目睹中国盐政积弊殊深，财政大权操于外人之手，洋人会办飞扬跋扈，作威作福，深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十分痛心。 为此，林振翰潜心盐政研究。他在四川任内，以调查川盐为己任。不到二年，即写成《川盐纪要》一书，创中国盐政专著之始。此后，每移官一省，随即专心该省之盐务。在 宁波任内，写成《浙盐纪要》，在 扬州任内，写成《淮盐纪要》。回闽仅一月，即写成《闽盐纪要·沿革篇》。在我国近代盐政史上，与 左习勤齐名，被誉为盐政两大专家。左为“历史派”，林为“统计派”。 同时，他毕一生精力于盐政之改革，考历代各家学说之利弊，参世界各国经济之得失，积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调查研究，于1929年四川自流井任内撰就《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他在这篇论著中，尖锐地指出清末民初实行“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一切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正当他欲施展抱负之际，不幸于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患脑溢血卒于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一生勤于著述，刊行问世之作有《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川盐纪要》、《淮盐纪要》、《浙盐纪要》、《精盐调查录》等数百万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以其怀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爱国者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所热衷的世界语事业，仍以其勃郁的生命力为国内外许多继起的学者所拓展着。林振翰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