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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永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洪永安(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
- 全文：洪永安(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闯入中国闽江口，近泊马江，于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仓促拔锚应战，闽江水师全军覆没。次日法舰趁潮涨上驶，轰毁马尾造船厂，复驶向下游，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各炮台口皆对准下游，不能调转回击上游攻击之敌舰，沿江不守，兵无斗志，福州一夜数惊，东南震动。洪梓青料孤拔必取道长门东犯，召集全营官兵，慷慨誓师，与敌决一死战。他用计虚垒设伏，引诱法军。法军登陆夺垒，伏兵突出，洪梓青纵马挥刀，横冲敌阵，法军首尾不能相顾，丢下10余具尸体逃登军舰。洪梓青急驰炮台，指挥群炮齐轰法舰并亲燃巨炮击沉法舰一艘，余舰溃逃。捷报至京，清政府以"绷僧巴图鲁"记名，简放福建总兵。是年十一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洪梓青积极支持左的防务措施，分拨兵勇驻闽江要隘，增设炮台，构筑阻塞工事。在重要海口，树立铁柱，横以铁索。后又撤去闽江口水道标志，沿江布设水雷，坐镇长门，调度扼守，福建防务大为加强。法国舰队只能株守台湾基隆，不敢再犯闽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澎湖列岛，挑拨悍弁李文魁率党羽千余人内渡，窜犯厦门。洪梓青率福建毅字左军，将李文魁活捉斩首，击溃余党，稳住厦门局势。不久又调长门，兼统霆、凯等军各炮台。补漳州镇总兵因留防未赴，后任福宁镇总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调北洋军巡防营务处训练新建陆军，因素闻营务大权为袁世凯操纵，营务处徒有虚名，洪梓青力辞不就。后改任大名镇总兵，被清政府列为江北提督人选。受慈禧太后四次召见面加褒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福建水陆提督。宣统三年(1911年)，洪梓青以"老迈多病"上书辞官，卸任仅3天，辛亥革命成功，他挈眷回归商城。民国3年(1914年)腊月，白朗义军攻商城，洪梓青登城西门指挥防守，中流弹死，年69岁。北京政府按陆军中将赐恤。
- 林玉玲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
- 全文：团聚。去年6月，他老母亲病危，行领导批准他回去探望。当时正逢一年一度的存款计息过帐期，他想到所里人员少，新手多，放心不下，仅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匆匆告别了病母回到所里忙计息过帐工作。在他回所的第二天，家里
- 薛文潮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薛文潮，字长纲，号飞澄。清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生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双溪村，父亲开豆腐店，为人勤谨，对子女管教有方。薛文潮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生得粗眉大眼，从小好动，尤喜使刀弄棒。时在县衙任把总的伯父看小文潮是根将苗，便有意引导他习武。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伯父就把年仅十二岁的文潮唤醒，带他
- 全文：薛文潮，字长纲，号飞澄。清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生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双溪村，父亲开豆腐店，为人勤谨，对子女管教有方。薛文潮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生得粗眉大眼，从小好动，尤喜使刀弄棒。时在县衙任把总的伯父看小文潮是根将苗，便有意引导他习武。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伯父就把年仅十二岁的文潮唤醒，带他到考坪练操。小文潮的操课很简单：抱石头。伯父拣来一堆大小不一的石头，他先让小文潮抱小石头绕考场行走，过几天就换抱大一点的石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这样练了三年，薛文潮的手劲很大，能抱二百多斤的石头疾步小跑。此后，伯父开始教他刀法。由于功底扎实，飞舞一个时辰而不心虚气喘。旁人看了，皆道是神力。乾隆四十年，薛文潮参加县学考试，名列前茅。四十四年参加省试，中武举第六名。四十九年经兵部考核，薛文潮被选为羽林军卫。 薛文潮武艺高超，为人谦恭，深得上司赏识。乾隆五十一年，薛文潮被兵部选任宁德千总。当时宁德县防务薄弱，海盗猖獗，百姓遭殃。薛文潮就任后，整饬军纪，加强防务。他与士兵一道驾船巡逻，痛击侵扰的海寇。同时，薛文潮深入民间，做好军民联防工作。经过数月整治，寇患匿迹，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五十二年，薛文潮因军功召署福州南台面岭千总，不久提升守备。当时清廷对东南海疆防备松懈，曾被郑成功逐出境的荷兰殖民者趁虚骚扰台湾，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纠集当地歹徒，阴谋叛乱，一时寇焰嚣张。薛文潮奉总督令，带领一千军马，分乘十艘战船，渡海剿寇。就在战船即将驶靠台湾淡水码头时，忽遇飓风，战船反飘至广东澳门，所带粮草已尽，薛文潮只好向广东总督求援，广东总督闻报立即接济粮草。薛文潮率领军马，返驾战船向台湾驶去，由于风急浪高，行进艰难，历时两个月方才抵达台湾。上岛后。薛文潮一边会同当地官员商计剿寇对策，一边重兵把守各关口要道，另派兵化装成渔民侦察海寇行踪。待掌握寇情后，薛文潮兵分两路，对寇贼首尾夹击，一网打尽。捷报传来，台湾同胞欢庆鼓舞，箪食壶浆慰劳官兵，朝廷颁发奖功令，赏银牌。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荷寇卷土重来，侵扰台湾高山、斗南、云林等地。此时，担任台湾中营守备的薛文潮立即调遣兵马，痛击侵略者。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寇贼溃败。五月二十日，薛文潮策马丛林，搜拿残寇，不幸遭潜寇镖中心脏，流血不止，仍负痛指挥士兵作战，最后呕血阵亡，时年三十六岁。总督闻报，痛失股肱，驰奏朝廷。同年八月，乾隆帝下旨追授薛文潮为广威将军，旌表忠烈，救赐国葬，入祀台湾昭忠祠。其弟薛文涛带人马躬赴台湾运枢，途径福州、闽侯、古田等县，地方文武官员出城公祭。 薛文潮陵墓建在棠口乡贵溪村台头自然村后门山上，背枕长兰溪，前面是一洼水田，这里群山环抱，风景宜人。极目远眺，千山万岭，起伏连绵，气势磅礴。回眸墓山，犹如半月沉江之状，云蒸霞蔚，煞是壮观。整个陵墓纯花岗岩砌成，墓碑正中刻写着“皇清特授武信郎督标中镇文潮薛公之墓”。墓台左联“英名留史册”，右联“盛德荫儿孙”。墓碑下台左右联为“江山并秀，日月争光”。墓坪两边竖着一对三米高的石旗杆，左旗杆魁斗上刻着“瑞气锺英”，右旗杆魁斗上刻着“静听鹿鸣”。第二重墓台中刻着屏南开县举人周大俊楷书“忠节佳城”四字，苍劲有力。整个陵墓构筑恢宏庄重。 薛文潮殉职后，双溪村薛氏宗祠里供奉着他的神位与画像。祠堂正厅梁上悬挂圣旨“忠烈”鎏金牌匾。下厅天井花坛上有一株牡丹，是薛文潮从京都调任宁德千总途经河南洛阳时带回手植的，虽虬枝苍老，仍枝繁叶茂。据清光绪十年（1884）编修的《薛氏宗谱》记载，屏南种植牡丹始于薛公文潮。现年八十多岁的薛世志老先生回忆说，小时候，祠堂开祭时，挂展薛文潮公的战袍与大刀，有人试穿薛公战袍，必须站在凳子上，其袍襟刚好离地，足见文潮公身材高大。战袍后来藏于长孙家，因宅院失火而烧毁。现大刀只剩下刀叶，重38斤，归薛氏祠堂保管，刀柄在20世纪50年代被收去炼钢，还有宝剑、圣旨等文物皆散失不知何处。薛文潮妻出于双溪村肇基始祖陆氏望族，聪慧贤淑，生三子，夫殉职后，陆氏坚忍负重，抚子成材，敬奉双亲，乡闾称诵，后被朝廷族表建坊。 薛文潮后代，散居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其中有不少佼佼者，仅在美国任教授予及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八九人。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民间往来密切，不少回乡探亲观光的台胞慕名前往薛文潮陵墓和薛氏祠堂，凭吊这位为保卫台湾而献身的民族英雄。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