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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有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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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 全文：与母相抱大哭，后遂逃匿山寺。寺僧知。他是叶进士，不敢接纳。叶仰天长叹说：“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当夜，自缢于山中古树。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再次降清
- 周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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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 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 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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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 范式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1909年6月生于寿宁鳌阳。 范式人立志“拯民于水火”，故改名“拯民”、“洪泽”，1931年参加了叶秀藩组织的赤色农会，次年10月经叶秀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寿宁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他参与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武装组织——红带会。同年4月因身份暴露
- 全文：工作。 范式人是闽东创建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成立，他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转战闽东及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
- 王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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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王定国，四川营山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此期间，曾任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省苏维埃“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等职。1936年10月随西路军前进剧团西渡黄河，后在一次执行慰问任务时被马步芳队伍所俘并押送到了西宁，在西宁仍坚持斗争，参加了营救张琴秋等
- 全文：手中。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是兰州1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可先到甘州福音堂医院治病。到福音堂医院后，在后门敲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