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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Wu Guohua)男,1957年2月生,江苏江都人,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79年毕业于(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分别获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和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语文学(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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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Guohua)男,1957年2月生,江苏江都人,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79年毕业于(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分别获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和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语文学(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俄语教授。留俄期间曾任中国留俄学生总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    主要成就  吴国华先生在俄语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已出版《文化词汇学》、《语言与文化》(合著)、《语言文化问题探索》、《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主编)等专著辞书6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文化语义学导言》、《论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符号学与语言国情学的关系》等论文40余篇。首次提出的“文化词汇学操作方法”等观点受到国内外有关著名专家和学术刊物的高度评价。从教以来,先后担任多门本科专业和研究生《社会语言学》、《俄罗斯文化》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成果显著。多次获河南省和军队科研成果奖。1992年起被聘为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同年被评为总参某部十大杰出青年;1996年被授予总参谋部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1997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并获军队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
王万章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宿迁市王官集乡人,1943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江苏玻璃厂党委书记、厂长。 他自幼读书,1963年宿迁中学毕业后录取东北大学钢冶系企业经济管理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任技术员,1972年9月调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1975年3月调宿迁人事局、组
全文:宿迁市王官集乡人,1943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江苏玻璃厂党委书记、厂长。 他自幼读书,1963年宿迁中学毕业后录取东北大学钢冶系企业经济管理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任技术员,1972年9月调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1975年3月调宿迁人事局、组织部工作,1984年2月起任宿迁县(市)副县(市)长,1988年8月调江苏玻璃厂任党委书记,1992年9月起兼任厂长。 从1984年起先后被选为宿迁县(市)第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3月被选为淮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84年12月起,先后被选为宿迁县第五次、六次党代会代表,1989年11月被选为淮阴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 在1984年至1988年任宿迁县(市)副县(市)长分管工交、科技和体改工作期间,在县(市)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根据经济规律,实行科学管理,使宿迁工业出现了新的飞跃,全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例由1984年的41.30%上升为1987年的70.10%,为宿迁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8年调江苏玻璃厂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在上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关心支持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战胜了重重困难,迎来了苏玻的大发展,1993年实现了产值、产量、质量、销售收入、税利、人均年收入六项经济技术指标同时超历史的好成绩。苏玻先后被评为省、市先进、文明单位,他本人也被评为省建材行业和市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 为了改变苏玻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的局面,1993年毅然决定将一条180吨六机有槽垂直引上窑改造为400吨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浮法玻璃成型工艺是当今世界上平板玻璃生产先进工艺,产品质量好,适应玻璃深加工。这条浮法线投资仅1.68亿元,建设工期仅一年零三个月。用这样少的投资和这么短的工期建成了可年产优质玻璃320万重量箱的生产线,是国内同行的同等规模技改项目中绝无仅有的。它的建成投产,填补了江苏玻璃工业的空白,结束了江苏无浮法玻璃的历史,揭开了全省平板玻璃生产的新的一页,现该浮法生产线已于1994年11月8日建成点火,由代省长郑斯林亲临剪彩,12月28日全省第一块浮法玻璃在该厂诞生,受到洛阳玻璃厂专家好评。该厂目前已出现产销两旺的最佳状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我省及华东地区重要的玻璃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
陈心陶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
全文:(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菌学教授,代院长。 他主要从事肺吸虫(并殖吸虫)和动物寄生虫的调查研究,并对华枝睪吸虫和日本血吸虫进行探讨性研究。1935年为了探讨台湾省的日本血吸虫和姜片虫不能寄生于人类的原因,以及该地区的肺吸虫和大陆地区的肺吸虫的关系,曾去台湾省流行区进行观察及调查。1938年,因中日战争爆发.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陈心陶除在岭大任教外,曾在香港大学病理系进行蠕虫研究。1942年在江西省前中正医学院任教,讲授寄生虫学及细菌学,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1946年又回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负责培养生物系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参观学习。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1953年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学院,以后一直在中山医学院任教,并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热带病研究 所所长,广东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中山医学院党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吸虫志》主编。 陈心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肺吸虫(并殖吸虫)进行系统 研究,1940年发表了《怡乐村并殖吸虫》的论文,是我国肺吸虫分类学研究最早的较系统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仍被引为典范。解放后对肺吸虫继续进行了大重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种类,并对我国肺吸虫的种类、区系分布进行了探讨。从1951年开始,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研究,首先发现和确定广东省有血吸虫病流行,以后通过流行区调查,实验诊断,丁螺形态、生态学研究以及个体防护等科研实践,摸清了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基本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研究丁螺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面积低洼地区,结合农业生产进行围垦灭螺措施,把消灭血吸虫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这些方法不仅在广东行之有效,而且在国内其它地区普遍采用,对我国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恙螨的形态、分类、恙虫病流行病学等研究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130余篇。主要专著有:《医学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被评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研著作成果一等奖。还有《中国动物图谱》(扁形动物),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晚年还主持《中国动物志》、《吸虫志》的编写工作。
郭公木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
全文: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结识了不少省垣名流。民国9年(1920)省教育厅委任郭公木为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校址在霞浦)。郭到任后,延聘名师,在闽东地区广招学生,给予优惠待遇,还帮助毕业生升学深造,为开发闽东山区民智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11年(1922)郭公木重返福建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6年(1927),省政府委派郭公木为泰宁县县长。是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郭公木任职时,能“洁身自爱”,“不取民间钱物”,下乡时轻装简从,并禁止县府人员向百姓索取下乡的“草鞋钱”和审案时的“堂礼”,还明令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当时,军阀部队调动频繁,拉伕派款,百姓有苦难言,郭向上峰陈情,争取到一笔款项分发给受害百姓。此外,他自兼泰宁县模范小学校长,还筹建粮仓积谷防饥,倡修县志等,为泰宁人民做了几件好事。 两年后,省调郭公木任龙岩县长。龙岩是军阀陈国辉的地盘,郭不愿与陈同流合污,不就龙岩县长职,仍回省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8年(1929),福建政法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建学院”,郭公木任教授兼院部秘书,并任乌山图书馆常务董事。 郭公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省城期间,共产党人范浚、范式人被当局逮捕,郭公木参予援救他们出狱,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郭公木一度离校,任省禁烟委员会及账济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32年(1943),郭公木被福建学院校董会选为院长。时学院暨附中内迁闽清白云渡,经费困难,物价飞涨,郭公木主持校政,备尝艰辛,一直支撑到1949年。至此,郭公木前后共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多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内战。由于郭公木威望高,却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中央立法委员”及省“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但可喜的是,郭氏仍拒绝了“省财政厅长”之任命,并拒绝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台。解放后,他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尽心尽力,著有《辛亥革命处理八旗官兵的经过及近代农民革命史稿》。 1669年3月,郭公木逝世于福州,享年79岁。
黄淑文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心血管内科学教授    黄淑文,女,1932年1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研究员,1988年晋升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高血压研究室研究员。现为中华医学会会员,世
全文:心血管内科学教授    黄淑文,女,1932年1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李步云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
全文: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干事等职。年开始招收与培养硕士研究生。著有《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年版)《法制、民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合著了《学点宪法知识》(群众出版社,年版)、《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红旗出版社,年版)《权利与义务》(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年版),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法律出版社,年版)。发表多篇法学论文。其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当取消》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主要学术观点:、认为“法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种进步的治国理论与原则。它与“人治”的根本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与制度;人治论则认为决定性因素是要有一个或几个英明的领导人。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要求法律应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人治则强调领导人权威至上。、认为法律与政策的灵魂应是体现客观规律、实现人的基本价值、正确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法律与党的政策互为手段与目的;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应该严格区别。、认为在阶级对立社会中,阶级性也只是法的一种属性,而不是它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的阶级性已经很微弱,它将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逐步为法的社会性所完全取代。、认为平等原则是近代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都应运用法律这一统一尺度;它适用于司法、执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等法律环节,但立法上只能在人民内部讲平等;主张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内。、提出了“法制的五分法”,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护法(法律监督),以代替传统的三分法(立法、司法、守法)。认为执法与法律监督自成体系,十分重要。、认为法律体系应是一个立体结构,除横向的部门法划分以外,还应有纵向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与纵横交错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提出了完善法律体系的五条基本原则内容完备、结构严密、内部和谐、形式统一、发展协调。、认为违法原因应包括内因和外因;内因可概括为阶级的政治的原因、思想的道德的原因、认识的原因与心理的生理的原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构成违法行为的四个要素与预防违法的基本措施。、认为法律制裁有五种形式,除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以外,还应有经济制裁和违宪制裁;提出了我国违宪制裁的四个方面;提出了追究法律责任的五条原则:即个人负责不许株连、过错与惩罚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并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认为民主与法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认为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法制与民主的内容与形式都应重视;法制虽有防止滥用民主与自由的功能,但它的根本任务是保障民主与自由不受侵犯。、对宪法的结构、内容与形式、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现实性、完备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作了新的分析与概括。
郑永年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刘国光     刘国光(1923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 江苏省 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 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年—1955年, 苏联 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
全文:。   1998年—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一期间,刘国光在《略论通货紧缩趋势》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此轮通货紧缩过程中中国经济运行的机理,阐明:(1)供大于求的矛盾来自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前期过渡
林杨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陨石学及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化学与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直从事陨
全文:

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陨石学及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化学与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直从事陨石学与天体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在极端还原陨石中首次发现超新星成因的氮化硅和新类型的超新星成因碳化硅;在陨石中首次发现灭绝核素36Cl存在的直接证据,给出太阳星云初始的(36Cl/35Cl)比值,不仅有力支持灭绝核素超新星爆发成因的理论,并且36Cl将成为研究太阳系早期低温过程的新的同位素时钟;发现新的富Ca, Al包体类型,揭示不同富Ca, Al包体之间的成因联系,构建了太阳星云早期的演化框图,提出不同化学群陨石富Ca, Al包体同成因和同来源的观点和证据;首次发现EL3型陨石,确证EH和EL群陨石具有独立的母体,揭示极端还原条件下星云凝聚和母体热变质的特征,建立了EH群母体撞击破碎再重新堆积的新模型;对火星和灶神星等特殊陨石开展研究,揭示它们各自复杂的岩浆演化、冲击变质等历史,并在火星陨石中发现多种次生矿物及其集合体。 其他研究方向还包括陨石的分类,陨石的冲击变质,地外物质的化学组成,地外物质的同位素组成,地质界线与地外撞击事件,以及南极陨石与宇宙尘的野外考察和回收等。 联系方式 办公室电话: (010)62007112 电子邮件: LinYT@mail.igcas.ac.cn 网页: www.yunshi.ac.cn 代表性论文: Lin Y., Kimura M., Miao B., Dai D. and Monoi A. (2006). Petrographic comparison of refractory inclusions from different chemical groups of chondrites. Meteorit. Planet. Sci. 41, 67-81. Lin Y., Guan Y., Wang D., Kimura M. and Leshin L. A. (2005.) Petrogenesis of the New Lherzolitic Shergottite Grove Mountains 99027: Constraints of Petrography, Mineral Chemistry, and Rare Earth Elements. Meteorit. Planet. Sci. 40, 1599-1619. Lin Y., Guan Y., Leshin L. A., Ouyang Z., and Wang D. (2005) Short-lived chlorine-36 in a Ca-Al-rich inclusion from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Pro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1306-1311. Lin Y., Kimura M., Hiyagon H., and Monoi A. (2003) Unusually abundant refractory inclusions from Sahara 97159 (EH3):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other groups of chondrites.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7, 4935-4948. Lin Y. and Kimura M. (2003) Ca-Al-rich inclusions from the Ningqiang meteorite: Continuous assemblages of the nebular condensates and genetic link to Type Bs.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7, 2251-2267. Lin Y., Kimura M., and Wang D. (2003) Fassaites in compact Type A Ca-Al-rich inclusions in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Evidence for heating event in the nebula. Meteorit. Planet. Sci. 38, 407-418. Lin Y. and El Goresy A. (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paque phases in Qingzhen (EH3) and MAC 88136 (EL3): Representative of EH and EL parent bodies. Meteorit. Planet. Sci. 37, 577-599. Lin Y., Amari S., and Pravdivtseva O. (2002) Presolar grains from the Qingzhen (EH3) meteorite. Astrophys. J. 575, 257-263. Lin Y. and Kimura M. (2000) Two unusual Type B refractory inclusions in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Evidence for relicts, xenoliths and multi-heating.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4, 4031-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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