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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德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1890年出川游历，入北京国子监肄业。1891年入黑龙江副都统文全幕。1894年中日战争时，应召赴九连城入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军幕。翌年赴安徽任知县。1899年到瑷珲入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幕，次年随寿山到齐齐哈尔，先任黑龙江银元局总董兼办将军文案，旋任黑龙
- 全文：、提前立宪，以抵制革命。上海光复的次日，11月5日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自任苏军都督。南京光复后，复被立宪派与上海革命党人推为江苏都督，曾至南京成立都督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被任为内务总长
- 程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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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初五)，生于四川云阳县长绩甲纱帽嘴老屋(今属双江区九龙乡)．父程大观为附贡生，以教书为业，全家七口，生活维艰。程德全自幼随父读书，后又一同外出教书，以教资补贴家用．．1888年，，程德全赴京乡试，未中，后人国子监肄业，当时日俄凯觎我国东
- 全文：中不发，程‘知军国之事，巳无可为”@。]1月4日，上海独立。当晚，上海革命党人由沪赴苏州，邀集当地士绅谒见程德全。程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5日，江苏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 刘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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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刘国光 刘国光（1923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 江苏省 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 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年—1955年， 苏联 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
- 全文：。 1998年—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一期间，刘国光在《略论通货紧缩趋势》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此轮通货紧缩过程中中国经济运行的机理，阐明：（1）供大于求的矛盾来自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前期过渡
- 周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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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 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 全文：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评 价：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 林玉玲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男，1938年生。1956年参加工作，共产党员。现为广西百色地区东笋储蓄所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区工行“十佳储蓄员”和全国工行“优质服务标兵”。 东笋储蓄所位于百色城郊七公里的厂矿山区，是离支行最远一个所，那里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纷纷要求调出，所里工作很被动，存款老上不去。支行领导为了改变这个
- 全文：。林主任看到后，一边安慰她，一边耐心地翻找帐页，经过查阅几千张帐页，终于查到了失者的帐卡立即给她办理了临时挂失手续。林玉玲还经常教育职工保持清正廉洁，对储户存款时多交的款如数退回。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
- 全文：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曾任经济所学术秘书、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并是孙冶方的得力助手。年借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年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年兼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年代前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发表有大量研究成果，并曾参加国家计委《十年计划工作总结》等内部报告的撰写。“四人帮”粉碎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计划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年率先探讨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翌年与赵人伟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文被全国几家重要报刊广为转载，该文提交大西洋经济年会后，全文在《大西洋经济评论》年月号上发表。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十年回顾》一文在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评为优秀论文。提出稳定经济与深化改革“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认为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将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代表性的论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社《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主编，同前《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论文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刘国光经济学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主持编写的《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问题》、《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等著作将面世。
- 刘必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
- 全文：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在京师武学堂学习时，就以晶学兼优，武艺出众得到众人的推崇与喜爱，有着很好的名声。嘉熙元年(1237年)，朝中七位正直之士看到南宋朝廷日见衰颓，忧心如焚，他们在刘必成的倡议下，不畏权贵，上书朝廷，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现实，富国强兵。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必成夺得武举解试的魁首，并在第二年(1238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武举殿试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状元郎。10年后，刘必成参加朝廷组织的锁厅试，即有官职者参加的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刘必成因才华出众，被理宗皇帝两次召见，每一次他都慷慨激昂地陈述恢复大计，议论中更是旁征博引，援古证今，不仅使在场人员为之心动，也受到理宗的褒奖。廷对后的第二日，理宗皇帝宣谕宰执说：“刘必成所言极好，可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此后不久，刘必成的不少建议被朝廷采纳。然而，刘必成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给病人膏盲的南宋小朝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理宗皂帝本人也是一个平庸之辈。刘必成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于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自号“爱闲翁”，寄情山水园林，喜吟诗作词，有三卷诗稿流行于世。另外，刘必成的两个兄长、一个侄子均为武进士，其兄刘德成是端平二年(1235年)朱熠榜武进士，刘有成是淳枯四年(1244年)项桂发榜武进上，官至殿将。而刘必成的侄子刘困泉也是宝佑元年(1253年)程鸣凤榜的武进士。兄弟、叔侄两代四进士，可谓兄弟连登，叔侄同庆的武举世家。在《弘治温州府志》及《淳熙三山志》中，记载有该科14位武进土姓名，其中有5位平阳人，他们是薛岘。戴应复。陈元普，廷对第三，知雷州。戴应新，戴应扬之弟。薛梦龙，后中文举甲科。这些记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武举人物提供了线索。
- 李步云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
- 全文：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干事等职。年开始招收与培养硕士研究生。著有《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年版）《法制、民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合著了《学点宪法知识》（群众出版社，年版）、《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红旗出版社，年版）《权利与义务》（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年版），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法律出版社，年版）。发表多篇法学论文。其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当取消》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主要学术观点：、认为“法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种进步的治国理论与原则。它与“人治”的根本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与制度；人治论则认为决定性因素是要有一个或几个英明的领导人。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要求法律应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人治则强调领导人权威至上。、认为法律与政策的灵魂应是体现客观规律、实现人的基本价值、正确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法律与党的政策互为手段与目的；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应该严格区别。、认为在阶级对立社会中，阶级性也只是法的一种属性，而不是它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的阶级性已经很微弱，它将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逐步为法的社会性所完全取代。、认为平等原则是近代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都应运用法律这一统一尺度；它适用于司法、执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等法律环节，但立法上只能在人民内部讲平等；主张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内。、提出了“法制的五分法”，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护法（法律监督），以代替传统的三分法（立法、司法、守法）。认为执法与法律监督自成体系，十分重要。、认为法律体系应是一个立体结构，除横向的部门法划分以外，还应有纵向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与纵横交错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提出了完善法律体系的五条基本原则内容完备、结构严密、内部和谐、形式统一、发展协调。、认为违法原因应包括内因和外因；内因可概括为阶级的政治的原因、思想的道德的原因、认识的原因与心理的生理的原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构成违法行为的四个要素与预防违法的基本措施。、认为法律制裁有五种形式，除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以外，还应有经济制裁和违宪制裁；提出了我国违宪制裁的四个方面；提出了追究法律责任的五条原则：即个人负责不许株连、过错与惩罚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并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认为民主与法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认为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法制与民主的内容与形式都应重视；法制虽有防止滥用民主与自由的功能，但它的根本任务是保障民主与自由不受侵犯。、对宪法的结构、内容与形式、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现实性、完备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作了新的分析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