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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高级工程师。男,1954年6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福建省爆破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水土保持学会理事等。 主要贡献:为了在8个月内完成全国重点工程项目——沙溪口水电站一期厂坝基础40万方(紧靠福——厦铁路)开挖任务
全文:高级工程师。男,1954年6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福建省爆破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水土保持学会理事等。 主要贡献:为了在8个月内完成全国重点工程项目——沙溪口水电站一期厂坝基础40万方(紧靠福——厦铁路)开挖任务,与闽江工程局同志一道,提出了采用大方量控制爆破的科学方案,并对方案的拟定、设计及现场施工进行了全过程的跟踪指导。经过试验小组同志们的努力,该方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创造了当时水利水电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一次爆落量最大的记录,使我国在研究水平预裂保护层一次爆破、大规模深孔微差控制爆破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后与人合作以沙溪口水电站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为课题撰写的论文获得了福建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被国家刊物《水力发电》编辑部评为200期纪念文章;沙溪口水电站厂坝基础开挖控制爆破试验研究课题于1986年12月通过了水利电力部科学进步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并获得了水利电力科学进步三等奖。在全国重点工程华能福州火电厂贮灰坝工程施工中,为了解决灰坝填筑石料来源,结合明渠开挖,又大胆采用了多层、多药室微差控制洞室大爆破3次,获得圆满成功,得到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省内专家的较高评价,该项目荣获中国华能公司进度金牌奖。目前正主持技术含量更高的福建省“重中之重”工程项目——棉花滩水电站全碾压砼重力坝工程施工。
杨国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省溧阳县人,1937年5月生。1962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 专长淡水养殖。主要著作有《养鱼新技术》、《池塘高产养鱼新技术》等科普书籍和“鱼类营养和我国 主要养鱼对象的营养指标”等有关鱼类饲料营养的论文多篇。 配合饲料养鱼的研究
全文:饲技术,获得较高的饲料转化率。亩净产量可达到500~1000公斤,每饲养1公斤鱼耗蛋白质448~671克,蛋白利用率为27%~35%,能量转化率20%~33%,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部分数值相当于当时
张久兴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张久兴,男,1962年6月生,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199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97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2002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2005年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全文:励一等奖2项,2004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 已指导毕业博士生5人。目前在纳米稀土磁性功能材料、纳米热电能源材料、纳米硬质合金及梯度硬质合金材料、纳米陶瓷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新型电子发射材料和材料快速制备技术等学科方向招收博士生。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全文:刘国光,经济学家,1923年11月23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简 介: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评 价: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余养居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汉族,1932年12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主任医师、教授。中共党员。1961、1976年先后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上海中医学院第六届西医脱产学习中医喉科班。现任职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副总编辑,中
全文:

男,汉族,1932年12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主任医师、教授。中共党员。1961、1976年先后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上海中医学院第六届西医脱产学习中医喉科班。现任职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艺术医学协会顾问,《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特约编审专家,上海市医学会音声言语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组委员、上海市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临床科学研究人才导师。从事医疗工作多年,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愧于“三个代表”的楷模的光荣称号,其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既重视传统医学的整体性,又重视耳、鼻、咽、喉内窥的实际表现,采用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整体与局站相结合分析的综合定诊,在用药方面强调以补肾为本,活血化瘀为主,咽喉应润津,发声宜益气和宁心安神,首次把90余种嗓音病分为感染性、运动创伤性、内分泌性、七情内伤性、喉神经麻痹性、口腔疾病性、耳源性、免疫性、喉关节功能障碍性、职业性、特殊疾病性等12大类型进行论述,从而扩大和发展了中医对嗓音病的认识,提高了临床疗效,并主编了国内首册《中西医结合嗓音病学》专著。该书荣获“首届国际民族医药科技研讨会及展览会论著壹等奖”。其次,首次将传统中医沿袭几千年的咽喉不分的论述进行了咽、喉独立分病论治,不仅提高了临床疗效,且有利于中、西医和国际交流,具体反映在于与何宗德教授、房学贤主任共同主编的我国首部《现代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学》专著,为继承与发展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专业做出贡献。该书荣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国际优秀成果(著作)金杯奖”和1987年度上海市优秀中医药著作奖。在临床实践中对过敏性鼻炎采用了补肾健脾,温肺通窃的治法而取得良效,并自制“天黄灵”冲剂进行研究。该方于1989年被《中国名医名药大观》所收刊。此外,还主编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参与编写几部著作及十余篇论文。

陈德应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工作经历:1984.9-1988.7: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子技术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88.9-1991.3: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1.3-1995.4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1995.6-1997.6:上海复旦大学做博士后1997
全文: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教授2002.4-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 1.强场物理及X光激光研究:主要从事强场中稀有气体原子OFI剩余电子能和高次谐波研究
陈心陶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
全文:(1904~1977)陈心陶,著名寄生虫学家,教授。福建省古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8年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一年,后转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比较病理学。1931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授,曾任生物系主任,理科研究所所长,1935年岭大医学院成立,兼任寄生虫学和细菌学教授,代院长。 他主要从事肺吸虫(并殖吸虫)和动物寄生虫的调查研究,并对华枝睪吸虫和日本血吸虫进行探讨性研究。1935年为了探讨台湾省的日本血吸虫和姜片虫不能寄生于人类的原因,以及该地区的肺吸虫和大陆地区的肺吸虫的关系,曾去台湾省流行区进行观察及调查。1938年,因中日战争爆发.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陈心陶除在岭大任教外,曾在香港大学病理系进行蠕虫研究。1942年在江西省前中正医学院任教,讲授寄生虫学及细菌学,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1946年又回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负责培养生物系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参观学习。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1953年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学院,以后一直在中山医学院任教,并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热带病研究 所所长,广东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中山医学院党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吸虫志》主编。 陈心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肺吸虫(并殖吸虫)进行系统 研究,1940年发表了《怡乐村并殖吸虫》的论文,是我国肺吸虫分类学研究最早的较系统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仍被引为典范。解放后对肺吸虫继续进行了大重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种类,并对我国肺吸虫的种类、区系分布进行了探讨。从1951年开始,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研究,首先发现和确定广东省有血吸虫病流行,以后通过流行区调查,实验诊断,丁螺形态、生态学研究以及个体防护等科研实践,摸清了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基本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研究丁螺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面积低洼地区,结合农业生产进行围垦灭螺措施,把消灭血吸虫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这些方法不仅在广东行之有效,而且在国内其它地区普遍采用,对我国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恙螨的形态、分类、恙虫病流行病学等研究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130余篇。主要专著有:《医学寄生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曾被评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研著作成果一等奖。还有《中国动物图谱》(扁形动物),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晚年还主持《中国动物志》、《吸虫志》的编写工作。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
全文: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曾任经济所学术秘书、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并是孙冶方的得力助手。年借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年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年兼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年代前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发表有大量研究成果,并曾参加国家计委《十年计划工作总结》等内部报告的撰写。“四人帮”粉碎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计划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年率先探讨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翌年与赵人伟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文被全国几家重要报刊广为转载,该文提交大西洋经济年会后,全文在《大西洋经济评论》年月号上发表。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十年回顾》一文在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评为优秀论文。提出稳定经济与深化改革“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认为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将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代表性的论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社《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主编,同前《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论文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刘国光经济学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主持编写的《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问题》、《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等著作将面世。
陈秀英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
全文: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捐慰劳,优待抗属等活动。1941年10月,陈秀英调到费北县固城区工作。日军“大扫荡”时,她夜以继日地动员群众埋粮食和物资,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挖短程地道,建立哨点、情报网、传递线等,武装起来反“扫荡”。11月16日,因叛徒王善宝出卖,被大土匪头子、日本皇协军司令、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刘黑七(刘桂棠)部逮捕。伪营长尹殿堂软硬兼施,迫她投降,关进特务营。特务营长孙宝灿。一面严刑拷打,一面逼她嫁给伪自卫团团总孙安祥。陈秀英严辞拒绝,敌人用烧红的铁水铲烙她的前胸、后背和四肢。陈秀英醒后,遍体鳞伤,绝食以示抗议。房东劝她:“你先答应下来,以后想法再跑,免得受这么大苦。”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稀轰何罪。如果答应这帮坏蛋,不但要遭人唾骂,而且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家人”。关押期间,她不忘斗争,凡能触到的地方,她就用石灰写下“打倒反动派,打倒刘黑七”等口号。刘黑七耍尽各种手段,陈秀英仍宁死不屈,命令特务连长李占元就地枪杀她。1942年3月24日,李占元押着陈秀英来到北锅泉村西北角岭事先挖好的土坑旁,陈秀英昂首挺胸,大骂顽匪,敌营长气得团团转,面对钢铁战士,无伎可施,众匪把她推进坑里,陈秀英从容就义,年仅23岁。陈秀英被害这天,在就义周围干活的人们目睹她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无不感动。在场的许多匪兵也深感内疚,有的开小差,有的反正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中共费北县委编印陈秀英事迹宣传册,《沂蒙导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军民向陈秀英学习。1988年,《大众日报》以《巾帼丹心照汗青》为题,报道陈秀英烈士的感人事迹。编者按说:“46年前,一位年仅23岁的‘女八路’英勇就义于刘桂棠匪部的屠刀之下,由于当时刘匪的严密统治,这位女英雄连她的真实性名都没留下。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英雄是不会忘怀的。在纪念陈秀英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的日子里,本报发表烈土战友陈华鲁同志经过几年时间的奔波调查撰写的这篇通讯,以慰先烈之灵,更为昭示无数后来之人,学习英雄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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