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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0—1949)四川遂宁人。出生于北国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绍兰在重庆、广元一带押车和抬滑杆挣钱养家糊口。9岁时读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课余常帮父母做家务。1942年他的父母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重庆,在张炳生的布店当学徒。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全文:(1920—1949)四川遂宁人。出生于北国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绍兰在重庆、广元一带押车和抬滑杆挣钱养家糊口。9岁时读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课余常帮父母做家务。1942年他的父母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重庆,在张炳生的布店当学徒。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目睹了反动派的残忍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开始倾向革命。为寻求真理,他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阅读进步书刊,从中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由此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他多次为贫苦农民打抱不平,深受群众拥戴。1947年夏,由地下党员张文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按照党组织安排,他参加竞选保长,在党组织的暗中支持下,竞选成功当上了“伪保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掩护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在地下党组织内担任文书。一次,伪乡长彭光普召开保长会,摊派壮丁名额,他与之对抗,反对抓壮丁和交壮丁款,将彭痛打一顿。1948年11月16日,由于遂南中心县委委员袁儒杰投敌叛变,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伪县府大牢。敌人每天对他严刑拷问,但他宁死不屈,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更未泄漏组织秘密。同月22日,他和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高精益、廖仲良、许盛清、张力修等七人被转移到重庆渣子洞集中营,被关在楼下五室。他积极参加狱中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本色。1949年11月,国民党垂死挣扎,在狱中屠杀共产党人。27日晚,敌人用卡宾枪向每间牢房疯狂扫射,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陈文昌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高级工程师。男,1934年5月出生,陕西兴平人。中共党员。曾任职于陕西省宝鸡专署水利队,周至县水电局,兴平市渭河管理站。兴平市邮电局社会监督员。市人民代表。主要贡献:从事水利工作44年,曾被评为西安市水电局防洪先进个人、周至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周至县优秀共产党员等,共获水电部、省、市、县表彰
全文:

高级工程师。男,1934年5月出生,陕西兴平人。中共党员。曾任职于陕西省宝鸡专署水利队,周至县水电局,兴平市渭河管理站。兴平市邮电局社会监督员。市人民代表。主要贡献:从事水利工作44年,曾被评为西安市水电局防洪先进个人、周至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周至县优秀共产党员等,共获水电部、省、市、县表彰奖励25次。参加凤宝千河渠、三岔渠、横水、广济、井泉渠、库、站、河道30余处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工作。参加周至县仰天河、西骆峪水库工程土坝施工及干支渠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1959年负责周至县富仁万亩苹果园的规划、设计与工程实施,获宝鸡市先进工作者奖;完成周至县园田化工程规划、实施和渭河治理及渡汛应急会战工程26公里勘设施工和10公里标准化堤防建设与河道管理工作,其工程造型符合规划设计要求,连年荣获省、市水利厅、局良好工程的奖励和表彰。编写、参加西安市大型《黑河引水工程可行性报告》、评估和工程规划设计工作;编写《周至县水利资源调查评价水利区划报告》,获陕西省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二等奖;编写《简易水利手册》(水利电力部出版社)一书;参编《中小型水利工程标准图》,1958年陕西省水利厅印发。勘测、设计、编写《周至县田惠渠灌区集贤乡30000亩方田工程设计任务书》获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灌区方田建设一等奖,同时,撰写报告、论文4篇。

余养居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男,汉族,1932年12月出生,福建古田人。主任医师、教授。中共党员。1961、1976年先后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上海中医学院第六届西医脱产学习中医喉科班。现任职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副总编辑,中
全文:医耳鼻咽喉口齿科专业做出贡献。该书荣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国际优秀成果(著作)金杯奖”和1987年度上海市优秀中医药著作奖。在临床实践中对过敏性鼻炎采用了补肾健脾,温肺通窃的治法而取得良效,并自制“
洪永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洪永安 (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
全文:褒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福建水陆提督。 宣统三年(1911年),洪梓青以"老迈多病"上书辞官,卸任仅3,辛亥革命成功,他挈眷回归商城。民国3年(1914年)腊月,白朗义军攻商城,洪梓青登城西门指挥防守,中流弹死,年69岁。北京政府按陆军中将赐恤。
刘必成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
全文:刘必成,平江府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人,字与谋,自号爱闲翁,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士人数不详。同年,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3人,文状元是周坦。关于刘必成的生平事迹,宋人凌万顷编撰的《玉峰志》是这样记载的:少年时的刘必成不仅天份高,而且勤学苦思,他在京师武学堂学习时,就以晶学兼优,武艺出众得到众人的推崇与喜爱,有着很好的名声。嘉熙元年(1237年),朝中七位正直之士看到南宋朝廷日见衰颓,忧心如焚,他们在刘必成的倡议下,不畏权贵,上书朝廷,抨击时弊,要求变革现实,富国强兵。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必成夺得武举解试的魁首,并在第二年(1238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武举殿试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状元郎。10年后,刘必成参加朝廷组织的锁厅试,即有官职者参加的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刘必成因才华出众,被理宗皇帝两次召见,每一次他都慷慨激昂地陈述恢复大计,议论中更是旁征博引,援古证今,不仅使在场人员为之心动,也受到理宗的褒奖。廷对后的第二日,理宗皇帝宣谕宰执说:“刘必成所言极好,可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此后不久,刘必成的不少建议被朝廷采纳。然而,刘必成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给病人膏盲的南宋小朝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理宗皂帝本人也是一个平庸之辈。刘必成曾任职清、浔两地,官终于湖南副使。晚年引退后,自号“爱闲翁”,寄情山水园林,喜吟诗作词,有三卷诗稿流行于世。另外,刘必成的两个兄长、一个侄子均为武进士,其兄刘德成是端平二年(1235年)朱熠榜武进士,刘有成是淳枯四年(1244年)项桂发榜武进上,官至殿将。而刘必成的侄子刘困泉也是宝佑元年(1253年)程鸣凤榜的武进士。兄弟、叔侄两代四进士,可谓兄弟连登,叔侄同庆的武举世家。在《弘治温州府志》及《淳熙三山志》中,记载有该科14位武进土姓名,其中有5位平阳人,他们是薛岘。戴应复。陈元普,廷对第三,知雷州。戴应新,戴应扬之弟。薛梦龙,后中文举甲科。这些记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武举人物提供了线索。
陈秀英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
全文:陈秀英,(1919—1942),女,宁阳县东庄人。著名烈士。陈秀英9岁进宁阳县立第二小学学习。17岁嫁给本村一许姓富农子弟。1938年11月在泰宁边区自治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40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到鲁南党校学习。同年12月,调费北县卞桥区做妇女工作,带领妇女学政治、学文化,开展募捐慰劳,优待抗属等活动。1941年10月,陈秀英调到费北县固城区工作。日军“大扫荡”时,她夜以继日地动员群众埋粮食和物资,坚壁清野。组织乡亲们挖短程地道,建立哨点、情报网、传递线等,武装起来反“扫荡”。11月16日,因叛徒王善宝出卖,被大土匪头子、日本皇协军司令、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刘黑七(刘桂棠)部逮捕。伪营长尹殿堂软硬兼施,迫她投降,关进特务营。特务营长孙宝灿。一面严刑拷打,一面逼她嫁给伪自卫团团总孙安祥。陈秀英严辞拒绝,敌人用烧红的铁水铲烙她的前胸、后背和四肢。陈秀英醒后,遍体鳞伤,绝食以示抗议。房东劝她:“你先答应下来,以后想法再跑,免得受这么大苦。”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稀轰何罪。如果答应这帮坏蛋,不但要遭人唾骂,而且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家人”。关押期间,她不忘斗争,凡能触到的地方,她就用石灰写下“打倒反动派,打倒刘黑七”等口号。刘黑七耍尽各种手段,陈秀英仍宁死不屈,命令特务连长李占元就地枪杀她。1942年3月24日,李占元押着陈秀英来到北锅泉村西北角岭事先挖好的土坑旁,陈秀英昂首挺胸,大骂顽匪,敌营长气得团团转,面对钢铁战士,无伎可施,众匪把她推进坑里,陈秀英从容就义,年仅23岁。陈秀英被害这天,在就义周围干活的人们目睹她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无不感动。在场的许多匪兵也深感内疚,有的开小差,有的反正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中共费北县委编印陈秀英事迹宣传册,《沂蒙导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军民向陈秀英学习。1988年,《大众日报》以《巾帼丹心照汗青》为题,报道陈秀英烈士的感人事迹。编者按说:“46年前,一位年仅23岁的‘女八路’英勇就义于刘桂棠匪部的屠刀之下,由于当时刘匪的严密统治,这位女英雄连她的真实性名都没留下。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英雄是不会忘怀的。在纪念陈秀英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的日子里,本报发表烈土战友陈华鲁同志经过几年时间的奔波调查撰写的这篇通讯,以慰先烈之灵,更为昭示无数后来之人,学习英雄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洪永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洪永安(1845-1914),字梓青,商城县汪岗乡人。同治元年(1862)应征投多隆阿行营,追随穆图善西征甘、陕,镇压捻军及回民起义。因勇猛,由守备、游击、参将升至副将,加总兵衔。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穆图善任福州将军,洪梓青率旧部随从赴闽,管带凯字左营,驻守长门炮台。光绪十年(1884年)中
全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福建水陆提督。宣统三年(1911年),洪梓青以"老迈多病"上书辞官,卸任仅3,辛亥革命成功,他挈眷回归商城。民国3年(1914年)腊月,白朗义军攻商城,洪梓青登城西门指挥防守,中流弹死,年69岁。北京政府按陆军中将赐恤。
周孝培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郑永年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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