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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 程德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1860年7月22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初五)，生于四川云阳县长绩甲纱帽嘴老屋(今属双江区九龙乡)．父程大观为附贡生，以教书为业，全家七口，生活维艰。程德全自幼随父读书，后又一同外出教书，以教资补贴家用．．1888年，，程德全赴京乡试，未中，后人国子监肄业，当时日俄凯觎我国东
- 全文：中不发，程‘知军国之事，巳无可为”@。]1月4日，上海独立。当晚，上海革命党人由沪赴苏州，邀集当地士绅谒见程德全。程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5日，江苏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 陈文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陈文华(1910～1935)字春舫，又字浩卿。 陕西宁羌(今宁强)人。1926年入大安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读书，积极参加其长兄陈锦章组织的天足会、剪辫会等活动。同年，由 陈锦章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组织在汉中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1927年，陈考入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
- 全文：鄂豫皖西进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固、西乡一带休整时，他们组织群众慰劳红军，向红四方面军介绍敌情、社情、民情，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回师陕南，创建和巩固川陕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4月1日红
- 李嗣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李嗣邺，字衡峰，初名天培，后改名，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人。10岁能文，15岁补县学员。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 举人，十五年（公元1810年） 进士。历任实录馆复校官，内阁中书，国史馆方略馆分校官、兼办稽察房事务、文渊阁检阅、平潭同知、兴化知府、 福建乡试内监试官、建宁知府、福宁知府、 台湾
- 全文：完整的石头打磨而成，上面还矗立着一只石狮。两根华表之间相距近百米。华表旁边，分别躺着长2米、高1米的石虎和石马，形象逼真，大气简约，不过均遭到一定程度损坏。
- 林杨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陨石学及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化学与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直从事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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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陨石学及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化学与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直从事陨石学与天体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在极端还原陨石中首次发现超新星成因的氮化硅和新类型的超新星成因碳化硅；在陨石中首次发现灭绝核素36Cl存在的直接证据，给出太阳星云初始的(36Cl/35Cl)比值，不仅有力支持灭绝核素超新星爆发成因的理论，并且36Cl将成为研究太阳系早期低温过程的新的同位素时钟；发现新的富Ca, Al包体类型，揭示不同富Ca, Al包体之间的成因联系，构建了太阳星云早期的演化框图，提出不同化学群陨石富Ca, Al包体同成因和同来源的观点和证据；首次发现EL3型陨石，确证EH和EL群陨石具有独立的母体，揭示极端还原条件下星云凝聚和母体热变质的特征，建立了EH群母体撞击破碎再重新堆积的新模型；对火星和灶神星等特殊陨石开展研究，揭示它们各自复杂的岩浆演化、冲击变质等历史，并在火星陨石中发现多种次生矿物及其集合体。 其他研究方向还包括陨石的分类，陨石的冲击变质，地外物质的化学组成，地外物质的同位素组成，地质界线与地外撞击事件，以及南极陨石与宇宙尘的野外考察和回收等。 联系方式 办公室电话: (010)62007112 电子邮件: LinYT@mail.igcas.ac.cn 网页: www.yunshi.ac.cn 代表性论文： Lin Y., Kimura M., Miao B., Dai D. and Monoi A. (2006). Petrographic comparison of refractory inclusions from different chemical groups of chondrites. Meteorit. Planet. Sci. 41, 67-81. Lin Y., Guan Y., Wang D., Kimura M. and Leshin L. A. (2005.) Petrogenesis of the New Lherzolitic Shergottite Grove Mountains 99027: Constraints of Petrography, Mineral Chemistry, and Rare Earth Elements. Meteorit. Planet. Sci. 40, 1599-1619. Lin Y., Guan Y., Leshin L. A., Ouyang Z., and Wang D. (2005) Short-lived chlorine-36 in a Ca-Al-rich inclusion from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Pro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1306-1311. Lin Y., Kimura M., Hiyagon H., and Monoi A. (2003) Unusually abundant refractory inclusions from Sahara 97159 (EH3):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other groups of chondrites.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7, 4935-4948. Lin Y. and Kimura M. (2003) Ca-Al-rich inclusions from the Ningqiang meteorite: Continuous assemblages of the nebular condensates and genetic link to Type Bs.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7, 2251-2267. Lin Y., Kimura M., and Wang D. (2003) Fassaites in compact Type A Ca-Al-rich inclusions in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Evidence for heating event in the nebula. Meteorit. Planet. Sci. 38, 407-418. Lin Y. and El Goresy A. (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paque phases in Qingzhen (EH3) and MAC 88136 (EL3): Representative of EH and EL parent bodies. Meteorit. Planet. Sci. 37, 577-599. Lin Y., Amari S., and Pravdivtseva O. (2002) Presolar grains from the Qingzhen (EH3) meteorite. Astrophys. J. 575, 257-263. Lin Y. and Kimura M. (2000) Two unusual Type B refractory inclusions in the Ningqiang carbonaceous chondrite: Evidence for relicts, xenoliths and multi-heating. Geochim. Cosmochim. Acta 64, 4031-4047.
- 林仲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
- 全文：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武状元。林仲虎取得第二名后，正遇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林桷欣赏他的才干，请求朝廷让林仲虎做他的副手一同前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一面以势压人，一面利诱、收买出使人员，妄图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面对这一切，忠肝义胆的林仲虎挺身而出，揭露了对方的阴谋，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长期与宋国为敌的金国，由于受到其北方蒙古部落的骚扰，连年交战，国势趋弱，这时，宋朝的权臣韩皖胄认为这是自己建立功名的大好时机，开始着手北伐，他先下令积累财富，又下令吴曦在四川招募兵勇，编练新兵，并从国库中拿出万两黄金，以作奖赏之用。这些措施得到了抗金名士、主战派代表卒弃疾的支持，开禧二年(1206年)，为了探明金国的虚实，韩促胄派礼部侍郎李壁以贺生辰使的身份出使金国，林仲虎作为李壁的副手再次出使金国。出使途中，林仲虎发现某地的光武庙中画的人家全都左臂裸露，就对接待他们的官员说：“光武帝本为华夏正统，裸露左臂，不是正统王朝的时尚。”当地官员很惭愧，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修改画像。渡过黄河以后，有消息传来，说金国发生了内变，众人听罢，惶恐不安，感到现在前往必是凶多吉少，想退回国内。看到此行将要有辱朝廷使命，林仲虎非常镇定，他激励大家道：“我们本是朝廷命官，肩负着朝廷的使命，身为大丈夫，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此去，最坏的结局，不过是有死而已，死可名留青史，而贪生则要为后人讥笑、耻骂。”在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后，林仲虎又向李壁上陈三条汁策，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应变之策。到达金国，众人发现金国朝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心中自是安定下来。对宋朝使臣的来到，金朝廷自要设宴招待一番。但设宴招待之时，恰巧是宋朝宣仁皇后的忌日。金国人豪爽，极善饮酒。宴会上，金国官员频频举杯劝酒，林仲虎严守宋朝习惯，坚决地推辞掉了金国人敬酒，整个出使期间，滴酒未沾。归国后，林仲虎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金国与蒙古国作战，国力消耗很大，但如果宋朝出兵，仍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上奏朝廷道：“喜欢因循守旧的人，难免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极力主张进取的人，却又没有什么谋略。为今之计，应当强调做事要有成功率，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然而林仲虎的正确见解，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反而触怒了当朝专权的大臣，他被贬出朝廷，出守浮光。宋、金开战，金兵围困和州，朝廷命林仲虎与戚拱攻击敌人，以解和州之围，骑兵首领戚拱与仲虎意见不一致，戚拱不顾大局，径自从历阳移戍采石。林仲虎看到战局不利于宋朝，力请于朝，乞求朝廷命令骑兵部队策应，朝廷迅速调来千余人的增援部队，并将一种射程远，威力大，利于守城作战的武器——强弩装备给林仲虎的部队，及时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配合了和州保卫战，这场战争，宋、金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f丁。为了加强谈判力量，宰执举荐林仲虎为使臣，以右骑：卫中郎将身份充通谢副使前往金国。这是林仲虎第三次出使金国，但行至维扬，由于淮西失守，朝廷令仲虎一行退回国内。林仲虎擅长作文，尤长于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他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传于世。《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他的《出疆》诗一首：去时不敢留姓名，一身万里鸿毛轻。征鞭不返长淮水，正恐来者愁此行。吁叹此行良独准，出门儿女更辛酸。平生崛强身是胆，自许虎口能生还。犬羊异种犹人类，惟有肝胆倾相示，此语历历端不诬，毕竟言之无二意，从前鸥鹭奋不飞，机心一动成惊疑，愿言嘻嗑啖儿齿，直到齿落儿不知。林仲虎有一兄长，名仲麟，字景冲，曾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太学考试中，夺得过第一名。庆元年间(1195—1200年)，宰相赵汝愚因谗言而被贬出京城，林仲麟同杨宏中、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人愤然上书，为赵汝愚打抱不平，由此忤怒了韩诧胄，被送外编管，林仲麟等威武不屈，为时人称为“庆元六君子”。在《宋史》之《忠义传·杨宏中传》中，林仲麟得到的评价是：“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对林仲虎是否是此科状元，不同文献记载不同。《宋诗纪事补遗》第1429页的记载是：“林仲虎……年十三，能属文，以武举魁漕选，嘉泰初廷试第一。”而在《状元大典》第1219页中武状元表中，嘉泰二年的武状元是叶滦。在《八闽通志》第1023页的福州府志中，又是这样记载的：“林仲虎……庆元中应武举廷试第二……”而明嘉靖《福宁州志》卷八则认为他是宁宗庆元二年的武进士，今一并列于此处，以为抛砖引玉，供有关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 林振翰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
- 全文：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川盐纪要》、《浙盐纪要》、《淮盐纪要》、《中国盐政纪要》以及《闽盐纪要·沿革篇》、《精盐调查录》等。 生平简介 清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生于宁德蕉城一个封建地主兼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廷伸，号理斋，清末 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县教谕。林理斋是维新派首领 康有为的好友。康曾书“天下为公”条幅以赠。后因时政日非，理斋弃官归里，谋实业救国，创碧山小学以培育人才，在漳湾沿海一带垦农田三千余亩以济农，兴办茶叶精制厂以挽回利权。他所创办的“一团春” 茉莉花茶，曾获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盾奖。林理斋认为：“科举功名乃无用之事，学习西洋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救国图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理斋送其十三岁的儿子林振翰到福州 美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外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振翰十八岁，应试补弟子员，就读于鳌峰、致用书院；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北京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他的治学态度是：必求甚解，学以致用。这时，他利用课余时间，研读波兰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并翻译成汉语，写成《汉译世界语》一书。此书在宣统三年（1911年）经 英国乌克那博士校订后正式出版。初版一发行，即销售一空，之后又再版发行，他是第一个把世界语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翻译家。后又撰《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未刊)。他期望有一天世界各国只需用一种同一的文字，以便于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之交流。此时林振翰年方而立，但已崭露头角了。 宣统三年（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 福建省临时议会成立，林振翰初选时当选为议员，他目击贿选争竟者的丑行，遂愤而离去。 民国三年（1914年），应时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蜀任该所一等课员。任上，他看到当时洋人会办控制中国盐政，盐税收入源源流入五国银行团金库，忧愤交加，自此弹精竭虑地钻研盐政一年多后，便写就《川盐纪要》一书，开中国盐政专著之先河。 民国八年（1919年），升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代经理。 民国十年（1921年），擢升代四川盐政使。此后，每移官一省，即留心考察该省之盐政。 民国十一年（1922年），调任 宁波盐务稽核支所助理，躬往实地调查后写成《浙盐纪要》。 民国十五年（1926年），调往十二圩盐务稽核支所，代理扬州、松江分所经理，又撰就《淮盐纪要》。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积十多年钻研之功和经历一番思索之后，于四川自流井任内写下《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盐政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政府以"国用匮乏"议加盐税，每百斤征五元，议将垂决。林振翰力争，以为重税则民不堪命，而且私盐会愈多，是求税收增加却得其反，儿经申辩，盐税才减为三元，民困始得少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 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当他欲施展兴革抱负之际，却因用脑过度暴卒于 福州市仓前山太古坪，年仅四十九岁。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 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殁后，灵柩归葬故里，墓在宁德县城北门外坑里村后的山头上，墓碑书：“四川盐运使林君蔚文墓”。前侧建有石顶石柱的“先芬亭”，亭内立大碑镌陈衍先生(《福建通志》作者)撰写的墓表。亭前石柱对联为： 生而为英，已矣一杯土！ 死且不朽，卓哉千古名。 主要成就 两年磨砺 铸就《汉译世界语》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华沙发表了题为《第一书》的人类共同语方案，大约在1905-1907年，从 俄国、 日本和英法几个 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译法有“万国新语”、“爱世语”、“爱斯不难读”、“伊士卑兰语”等等，称为“世界语”则是从日文再译的）， 上海、 广州、 南京等地陆续有人开班授习。不少同盟会员和留学日、欧的热血青年都大力支持，帮助推广。 在校期间，林振翰有幸接触到了世界语，对这种全新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英语很好，很快掌握了这种语言。于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第一书》译成汉语，取名为《汉译世界语》，经英国学者乌克那博士审校后，于1911年正式出版。礼部郎中寿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汉译世界语》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规范的汉译世界语教科书，初版发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供不应求，曾一版再版。后来，林振翰又编写《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为世界语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值世界语问世100周年，我国邮电部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宁德集邮公司同时发行了纪念封。林振翰《汉译世界语》对于已经能够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来说，不失为可走捷径的理想教材，编译者在“例言”中强调世界语乃一字母一音，无变音省音之苦，16条文法简明扼要，易记易学。我国对外宣传部门曾于1963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时任外交部部长的 陈毅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汉语好，能掌握一门外语，又精通世界语，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宝贝。”他鼓励多培养这样的宝贝。 潜心盐政 出版多部专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冬，众议员选举，初选当选，林目睹贿选争竞的“运动者”的丑行，发誓终身不做议员。后应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川任一等课员。从此，他开始毕生研究中国之盐政。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指令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五厘金币借款”。此项借款以中国之盐税收入作为担保。林振翰在稽核所任内，目睹中国盐政积弊殊深，财政大权操于外人之手，洋人会办飞扬跋扈，作威作福，深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十分痛心。 为此，林振翰潜心盐政研究。他在四川任内，以调查川盐为己任。不到二年，即写成《川盐纪要》一书，创中国盐政专著之始。此后，每移官一省，随即专心该省之盐务。在 宁波任内，写成《浙盐纪要》，在 扬州任内，写成《淮盐纪要》。回闽仅一月，即写成《闽盐纪要·沿革篇》。在我国近代盐政史上，与 左习勤齐名，被誉为盐政两大专家。左为“历史派”，林为“统计派”。 同时，他毕一生精力于盐政之改革，考历代各家学说之利弊，参世界各国经济之得失，积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调查研究，于1929年四川自流井任内撰就《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他在这篇论著中，尖锐地指出清末民初实行“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一切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正当他欲施展抱负之际，不幸于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患脑溢血卒于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他的死，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哀叹。在南京和福州分别开了追悼大会，数十百幅挽联词中，如“鹾政陨坠”、“国丧良材”等，深寄着惋惜之情。 林振翰一生勤于著述，刊行问世之作有《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川盐纪要》、《淮盐纪要》、《浙盐纪要》、《精盐调查录》等数百万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以其怀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爱国者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所热衷的世界语事业，仍以其勃郁的生命力为国内外许多继起的学者所拓展着。林振翰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
- 范式人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原名范志明，字涤凡，号耀卿，1909年6月生于寿宁鳌阳。 范式人立志“拯民于水火”，故改名“拯民”、“洪泽”，1931年参加了叶秀藩组织的赤色农会，次年10月经叶秀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寿宁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他参与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武装组织——红带会。同年4月因身份暴露
- 全文：工作。 范式人是闽东创建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成立，他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转战闽东及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