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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汉波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丁汉波动物学家。1912年11月3日生于福建省古田县。曾为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理事长，福建省动物学会理事长。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发育生物学会理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 全文：丁汉波动物学家。1912年11月3日生于福建省古田县。曾为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理事长，福建省动物学会理事长。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发育生物学会理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 陈心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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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１９０４年５月４日出生于福建古田。１９２５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系。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讲师。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获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１—１９３８年任广州岭南大学生物系主
- 全文：志》主编。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逝世于广州。主要论著１
- 甘景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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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甘景镐，著名化学家，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高分子研究所所长。1915年4月1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甘景镐1935年1月福建协和大学毕业。1938年入前教育部大学医学师资班，学习生化专业。1937～1940年在福建省医学院任教，1946～1950年在福建省农学院、协和
- 全文：甘景镐，著名化学家，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高分子研究所所长。1915年4月1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甘景镐1935年1月福建协和大学毕业。1938年入前教育部大学
- 丁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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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丁汉波，生物学家，脊椎动物学及胚胎学专家。1912年11月3日生，福建古田县人。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丁汉波1931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6年在该校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9年获理硕士学位。此后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生物学研究员，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副
- 全文：丁汉波，生物学家，脊椎动物学及胚胎学专家。1912年11月3日生，福建古田县人。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丁汉波1931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6年在该校生物系毕业，获
- 吴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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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副主任医师。男，1953年4月出生，江苏 高邮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任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兼 任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 癌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上海放射肿瘤学分会委员。 主要贡献：主持放射肿瘤科医疗，教学等日常工 作
- 全文：，supp1.2abstract。以第二作者发表论文有《复发性多软骨炎》（《临床免疫与实验》1980〈1〉1卷）、《超分割放疗治疗颈部巨大肿块近期疗效观察》（《上海医学》1996〈10〉第19卷）、《53例患者舌
- 王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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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王定国，四川营山人，1913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此期间，曾任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省苏维埃“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等职。1936年10月随西路军前进剧团西渡黄河，后在一次执行慰问任务时被马步芳队伍所俘并押送到了西宁，在西宁仍坚持斗争，参加了营救张琴秋等
- 全文：手中。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是兰州1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可先到甘州福音堂医院治病。到福音堂医院后，在后门敲三下
- 叶有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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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 全文：康熙廿二年，（1683），果庵先生才由公举崇祀乡贤。他过世后的132年，即清嘉庆十二年180）十二月初八日，清廷给他的五世孙叶伊霖，颁发诰命，以“叶有挺原系进士，康熙十三年，耿逆逼授伪职，不屈死……特
- 李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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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
- 全文：当代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湖南娄底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年该系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法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主编、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干事等职。年开始招收与培养硕士研究生。著有《新宪法简论》（法律出版社，年版）《法制、民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合著了《学点宪法知识》（群众出版社，年版）、《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红旗出版社，年版）《权利与义务》（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年版），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法律出版社，年版）。发表多篇法学论文。其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当取消》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主要学术观点：、认为“法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种进步的治国理论与原则。它与“人治”的根本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与制度；人治论则认为决定性因素是要有一个或几个英明的领导人。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要求法律应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人治则强调领导人权威至上。、认为法律与政策的灵魂应是体现客观规律、实现人的基本价值、正确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法律与党的政策互为手段与目的；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应该严格区别。、认为在阶级对立社会中，阶级性也只是法的一种属性，而不是它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的阶级性已经很微弱，它将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逐步为法的社会性所完全取代。、认为平等原则是近代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都应运用法律这一统一尺度；它适用于司法、执法、守法与法律监督等法律环节，但立法上只能在人民内部讲平等；主张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内。、提出了“法制的五分法”，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护法（法律监督），以代替传统的三分法（立法、司法、守法）。认为执法与法律监督自成体系，十分重要。、认为法律体系应是一个立体结构，除横向的部门法划分以外，还应有纵向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与纵横交错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提出了完善法律体系的五条基本原则内容完备、结构严密、内部和谐、形式统一、发展协调。、认为违法原因应包括内因和外因；内因可概括为阶级的政治的原因、思想的道德的原因、认识的原因与心理的生理的原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构成违法行为的四个要素与预防违法的基本措施。、认为法律制裁有五种形式，除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以外，还应有经济制裁和违宪制裁；提出了我国违宪制裁的四个方面；提出了追究法律责任的五条原则：即个人负责不许株连、过错与惩罚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并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认为民主与法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认为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法制与民主的内容与形式都应重视；法制虽有防止滥用民主与自由的功能，但它的根本任务是保障民主与自由不受侵犯。、对宪法的结构、内容与形式、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现实性、完备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作了新的分析与概括。
- 林仲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
- 全文：林仲虎，福建宁德(今属福建省)人，字景瞻，号定窗，生卒年不详。是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1202年)壬戌科武举第一名。该科录取武进土人数不详，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39人，文状元是傅行简。林仲虎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他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年)丙辰科武举第二名。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武状元。林仲虎取得第二名后，正遇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林桷欣赏他的才干，请求朝廷让林仲虎做他的副手一同前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一面以势压人，一面利诱、收买出使人员，妄图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面对这一切，忠肝义胆的林仲虎挺身而出，揭露了对方的阴谋，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长期与宋国为敌的金国，由于受到其北方蒙古部落的骚扰，连年交战，国势趋弱，这时，宋朝的权臣韩皖胄认为这是自己建立功名的大好时机，开始着手北伐，他先下令积累财富，又下令吴曦在四川招募兵勇，编练新兵，并从国库中拿出万两黄金，以作奖赏之用。这些措施得到了抗金名士、主战派代表卒弃疾的支持，开禧二年(1206年)，为了探明金国的虚实，韩促胄派礼部侍郎李壁以贺生辰使的身份出使金国，林仲虎作为李壁的副手再次出使金国。出使途中，林仲虎发现某地的光武庙中画的人家全都左臂裸露，就对接待他们的官员说：“光武帝本为华夏正统，裸露左臂，不是正统王朝的时尚。”当地官员很惭愧，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修改画像。渡过黄河以后，有消息传来，说金国发生了内变，众人听罢，惶恐不安，感到现在前往必是凶多吉少，想退回国内。看到此行将要有辱朝廷使命，林仲虎非常镇定，他激励大家道：“我们本是朝廷命官，肩负着朝廷的使命，身为大丈夫，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此去，最坏的结局，不过是有死而已，死可名留青史，而贪生则要为后人讥笑、耻骂。”在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后，林仲虎又向李壁上陈三条汁策，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应变之策。到达金国，众人发现金国朝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心中自是安定下来。对宋朝使臣的来到，金朝廷自要设宴招待一番。但设宴招待之时，恰巧是宋朝宣仁皇后的忌日。金国人豪爽，极善饮酒。宴会上，金国官员频频举杯劝酒，林仲虎严守宋朝习惯，坚决地推辞掉了金国人敬酒，整个出使期间，滴酒未沾。归国后，林仲虎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金国与蒙古国作战，国力消耗很大，但如果宋朝出兵，仍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上奏朝廷道：“喜欢因循守旧的人，难免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极力主张进取的人，却又没有什么谋略。为今之计，应当强调做事要有成功率，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然而林仲虎的正确见解，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理解，反而触怒了当朝专权的大臣，他被贬出朝廷，出守浮光。宋、金开战，金兵围困和州，朝廷命林仲虎与戚拱攻击敌人，以解和州之围，骑兵首领戚拱与仲虎意见不一致，戚拱不顾大局，径自从历阳移戍采石。林仲虎看到战局不利于宋朝，力请于朝，乞求朝廷命令骑兵部队策应，朝廷迅速调来千余人的增援部队，并将一种射程远，威力大，利于守城作战的武器——强弩装备给林仲虎的部队，及时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配合了和州保卫战，这场战争，宋、金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f丁。为了加强谈判力量，宰执举荐林仲虎为使臣，以右骑：卫中郎将身份充通谢副使前往金国。这是林仲虎第三次出使金国，但行至维扬，由于淮西失守，朝廷令仲虎一行退回国内。林仲虎擅长作文，尤长于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他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传于世。《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他的《出疆》诗一首：去时不敢留姓名，一身万里鸿毛轻。征鞭不返长淮水，正恐来者愁此行。吁叹此行良独准，出门儿女更辛酸。平生崛强身是胆，自许虎口能生还。犬羊异种犹人类，惟有肝胆倾相示，此语历历端不诬，毕竟言之无二意，从前鸥鹭奋不飞，机心一动成惊疑，愿言嘻嗑啖儿齿，直到齿落儿不知。林仲虎有一兄长，名仲麟，字景冲，曾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太学考试中，夺得过第一名。庆元年间(1195—1200年)，宰相赵汝愚因谗言而被贬出京城，林仲麟同杨宏中、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人愤然上书，为赵汝愚打抱不平，由此忤怒了韩诧胄，被送外编管，林仲麟等威武不屈，为时人称为“庆元六君子”。在《宋史》之《忠义传·杨宏中传》中，林仲麟得到的评价是：“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对林仲虎是否是此科状元，不同文献记载不同。《宋诗纪事补遗》第1429页的记载是：“林仲虎……年十三，能属文，以武举魁漕选，嘉泰初廷试第一。”而在《状元大典》第1219页中武状元表中，嘉泰二年的武状元是叶滦。在《八闽通志》第1023页的福州府志中，又是这样记载的：“林仲虎……庆元中应武举廷试第二……”而明嘉靖《福宁州志》卷八则认为他是宁宗庆元二年的武进士，今一并列于此处，以为抛砖引玉，供有关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 刘国光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