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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垂明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2·3—） 人称阿伯，宁德县虎贝乡桥头村人。1933年5月参加革命，积极参加贫农团活动，随后任村中心支部和地下县委的交通员，负责古田、屏南、罗源、周墩、福安、宁德等地党组织送信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地下交通联络任务。1936年10月在执行任务时于霍童被捕，受尽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
- 全文：（1912·3—） 人称阿伯，宁德县虎贝乡桥头村人。1933年5月参加革命，积极参加贫农团活动，随后任村中心支部和地下县委的交通员，负责古田、屏南、罗源、周墩、福安、宁德等地党组织送信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地下交通联络任务。1936年10月在执行任务时于霍童被捕，受尽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吐露党的机密。1937年11月国共合作时被释放，出狱后归队。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六团八连、五团八连班、排长，参加了安徽、西河、繁昌、九华山等抗击日军的战斗。1939年11月脚部负伤，从前线回后方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1940年3月至1946年先后任宁德县游击队队长，闽东特委机关教导队负责人和省委直属纵队第三支队队长等职务。1947年9月至1949年7月先后任闽东地委委员，闽东人民游击队负责人。1949年7月至1968年4月先后任福安县和宁德县人民政府县长、福安地委常委、省老区建设委员会委员、福安专署副专员，并一度兼任福安行署党组副书记等职。1975年3月至1978年4月任宁德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至1983年9月历任宁德行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地区政法委副书记、福建省第四、五届政协常委等职务。1983年9月离休。
- 陈心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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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04—1977）中国寄生虫学家。福建福州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28年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学一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转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担任中正医学院教授、江西卫生实验所所长；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科主任、教授、代
- 全文：（1904—1977）中国寄生虫学家。福建福州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28年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寄生虫学一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转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担任中正医学院教授、江西卫生实验所所长；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科主任、教授、代院长；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广东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所长，热带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动物杂志》副主编，《中国吸虫》主编。他先后发表论文130余篇。早在30年代，他进行的华南地区蠕虫区系调查以及并殖吸虫，异形吸虫的实验生态研究，填补了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上的空白。他发现了寄生虫新种广州管圆线虫。40—50年代又发现了威氏并殖吸虫和斯氏并殖吸虫，并证实了在我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类型的肺吸虫病的病原。他通过调查实验证实广东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存在。后他亲自带领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人员，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进行了科学实验，并在发现与确定广东省吸虫病的流行之后，经过20年的时间，摸清了广东省钉螺的生态、生理、人体防护、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规律和特点，研究了对血吸虫病的诊断、治疗，并提出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综合治疗措施，使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批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
- 李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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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56年5月生，河南商水人。中共党员。大专毕业。现任《周口日报》社摄影美术部主任，中国地市州盟报新闻摄影研究会组联委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新闻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1975年毕业于商水县高中，同年进入商水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1978年底考入周口师专美术系，同年被中国人
- 全文：艺术系和天子山摄影艺术学院、广州美院。其主要作品，电影宣传画《特殊身份的警官》获省一等奖，印刷成张。国画《入伍的第一天》和幻灯片《军民共建》分别获解放军总参谋部三等奖。书法《驰》获广州军区二等奖，摄影作品
- 李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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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Li Yaohua）1953年7月15日生。河南方城人。1980年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系毕业。河南省电力工业局高级工程师。从事通信技术研究工作。曾先后主持了20多个课题和项目的研究，在数据传输、图像通信、计算机通信方面有精深研究。其中“34Mb/s数字微波通道彩色电视传输”获电力部科
- 全文：政府科技成果奖，“JHB—1图像通信系统”获电力部科技成果奖。代表性著作有《电视监示设备》、《信号分析》、《数字微波公务》等；发表论文20余篇，主要有《通信信道与微波多径选择性衰落》等。取得国家专利4项，主要有
- 林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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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910年3月生，福建古田人。现任北京市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族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顾问等职。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社会系，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硕士学位，1940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曾历任昆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 全文：1910年3月生，福建古田人。现任北京市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族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顾问等职。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社会系，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硕士学位，1940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曾历任昆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系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等职。主要著作有《金翼》（伦敦版，1947年）、《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74年）、《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1958年俄文版，1966年德文版，1967年日文版）、《严复研究》（1933年）、《义序宗族研究》（1935年）、《贵州的少数民族》（1940年）、《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年）、《西藏社会概况》（1955年）、《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与费孝通合写，1957年）、《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1984年）、《汉系家庭公社形态研究》（1984年）、《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合译有《世界史》（三联书店，1975年）、《六次危机》（商务印书馆，1972年）。松
- 陈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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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研究员男，1942年9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289厂科长、党委书记、厂长，062基地副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062基地主任。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主要贡献：在289 厂工作期间，曾主持箭上遥测设备、静电打印机大屏幕显示设备等课题的设计工作，任×型号适测传输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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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研究员男，1942年9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289厂科长、党委书记、厂长，062基地副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062基地主任。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主要贡献：在289 厂工作期间，曾主持箭上遥测设备、静电打印机大屏幕显示设备等课题的设计工作，任×型号适测传输系统主管设计师，为×型号的研制做出了贡献，该课题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任厂长期间，领导企业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连续两年完成经济指标，实现利润1000万元，为合同指标的232％，获1989年重庆市大中型企业“山城效益杯”赛第名，被航天部授予1989年“有重大贡献的企业”称号，1990年被评为四川省先进企业，并通过了国家级企业评审1991年调基地任副主任，主管军品研制生产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国家重点型号的生产、研制任务，并多次组织、参加大型飞行试验取得成功1997年底任基地主任，提出“励精图治，科技兴业”战略，带领基地及厂所两级领导班子圆满完成多项国家重点型号研制生产及协作任务，建成合资企业6个，连续年民品产销递增17％以上，减亏1364万元，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 周时源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 全文：（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周士第（1900-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东省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坚持华北抗战。1942年5月，在山西兴县田家会战斗中，领导晋西北军民，以少数兵力袭扰疲惫日伪军，集中主力相机歼灭日伪军的手段，歼敌500余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协助晋绥军区领导人，坚决贯彻党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据点，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千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一系列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4月，参与指挥太原战役，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攻克太原，歼敌12.4万余人，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病逝，终年79岁。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 郭公木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
- 全文：又名梦熊，字卓如，乳名以焯。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生于斜滩。早年负笈福安及福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私立福建政法学校，民国4年（1915），由学校选送赴日本深造，民国6年（1917）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郭公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回国后，在福建政法学校担任教职。结识了不少省垣名流。民国9年（1920）省教育厅委任郭公木为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校址在霞浦）。郭到任后，延聘名师，在闽东地区广招学生，给予优惠待遇，还帮助毕业生升学深造，为开发闽东山区民智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11年（1922）郭公木重返福建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6年（1927），省政府委派郭公木为泰宁县县长。是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郭公木任职时，能“洁身自爱”，“不取民间钱物”，下乡时轻装简从，并禁止县府人员向百姓索取下乡的“草鞋钱”和审案时的“堂礼”，还明令取消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当时，军阀部队调动频繁，拉伕派款，百姓有苦难言，郭向上峰陈情，争取到一笔款项分发给受害百姓。此外，他自兼泰宁县模范小学校长，还筹建粮仓积谷防饥，倡修县志等，为泰宁人民做了几件好事。 两年后，省调郭公木任龙岩县长。龙岩是军阀陈国辉的地盘，郭不愿与陈同流合污，不就龙岩县长职，仍回省政法学校任教。 民国18年（1929），福建政法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建学院”，郭公木任教授兼院部秘书，并任乌山图书馆常务董事。 郭公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省城期间，共产党人范浚、范式人被当局逮捕，郭公木参予援救他们出狱，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郭公木一度离校，任省禁烟委员会及账济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32年（1943）,郭公木被福建学院校董会选为院长。时学院暨附中内迁闽清白云渡，经费困难，物价飞涨，郭公木主持校政，备尝艰辛，一直支撑到1949年。至此，郭公木前后共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多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内战。由于郭公木威望高，却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中央立法委员”及省“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但可喜的是，郭氏仍拒绝了“省财政厅长”之任命，并拒绝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台。解放后，他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尽心尽力，著有《辛亥革命处理八旗官兵的经过及近代农民革命史稿》。 1669年3月，郭公木逝世于福州，享年79岁。
- 郑永年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
- 全文： 郑永年 郑永年，1962年出生， 浙江 余姚人，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 中国 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个人简介 郑永年（1962年－ ），现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个人经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相关著作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着作5部、中文着作8部。英文着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 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和《 中国的开放社会》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 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 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出版于2000年；《 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社会活动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 年到2006年担任过 香港《 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 联合早报》撰写专栏。曾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 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走向现代，原音）。 研究方向 郑永年于 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 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评论文章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0-10-12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 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 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 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 “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 苹果（西方）骂桔子（ 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 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 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 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 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 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 稻草人”，实事 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 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 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 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 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 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 ，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 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地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 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郑永年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到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 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 ）。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 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 人大和 政协是代表机构。“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 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 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 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 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 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 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 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个人博客 http://zyn.caogen.com/
- 许信焜
-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 描述：（1914~1937），原名信坤，乳名家年，学名成龙，江西省横峰县人。少时读私塾。1927年冬，方志敏领导弋阳、横峰起义，许信焜任儿童团团长。1930年到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第八十二团，任政治处技术书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红十军改名红十一军，后扩编为红七军团，许信焜
- 全文：中失利，突围部队回赣东北。1935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3月底进驻浙西南，许信焜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秘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同年10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