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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培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
全文:字震九,一八九三年生,本县斜滩镇人。先代家境小康,至其父手寒落。童年曾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父迁居福州,入闽县小学肄业,十五岁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在学时,老师教读《饮冰室文集》,讲解中外时事,知清廷腐败,外侮频仍,乃隐怀革命报国之志。辛亥福州光复后,他毅然投奔学生北伐军,出发往南京。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改编为入伍生团,受训半年回闽。为期深造,他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毕业。因其素志热爱边疆工作,故习骑兵,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派北京边防军第一师充骑兵团第四连排长。在服务期间考入日本陆军骑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张学良部骑兵第十四团连长、团副,第三混成旅参谋。一九二七年夏南返,任福建省防军教导团营长兼副团长,该团扩编为旅时,任团长兼副旅长,并代理旅长。一九三五年调任驻日大使馆陆军武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回国。抗战八年间,他始终在重庆军训部任骑兵副监并代兵监之职。一九四六年夏由重庆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成立,军训部撤销,同年八月他被列为退役。 建国前夕,周孝培因失业,移家返榕。由刘通先生介绍参加“民联”(后改称“民革”)。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他读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畅谈学习心得:“这篇文章所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真是一针见血,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并说:“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私自利思想,作一个忠诚、坦白、正直的革命战士”。一九五二年春,值“三反”运动高潮,他在“民革”中表现积极,曾多次到寿宁会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同乡旅众认清形势,参加斗争。 周孝培秉性耿直,清廉自矢,从来不徇私情,反对以权谋私。他服务旧社会数十年,戎马天涯,军衔少将(并代理中将),但平日“晓然于义利之分,而严辨于几微之间”,不妄取分外一文,纯靠薪金收入,俭约维持生活。抗战时回乡,寄存族兄周克赉家皮箱两只,临行时,再三叮咛说:“此乃我一生血汗积蓄,请慎代保存”。解放后,族兄家担忧其箱内是否私存违法财物,乃私自开箱检查,原来箱内只有呢衣、西装及学习、服务的证件,这就是所谓“一生血汗”的积累。直到晚年,他依然两袖清风。借居榕城内兄的房屋,夫妇均赖儿子赡养以终。他对待家族亲人极端严肃,反对“裙风”。在旧社会,他虽有较高地位,但从来不愿为宗亲谋求一官半职。平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如在教导团任职时,一次,在其部队工作的胞弟,因出差远途,缺乏盘川,犯私窃旅客钱财的错误,事发,他铁面无私,毫不庇袒,责以军棍,并禁闭三个月后撤职。后在军训部任职时,祖籍寿宁平溪村一位同宗,在闽北经商,与该地人发生争端,竟写信要求孝培函托当地政府予以撑腰和保护。他接信后,写了一封复信教育他,大意是:出门在外经商,应与群众和睦相处,如果真受欺负,可返梓地谋生,不宜在外闹事。对于子弟,周孝培主张:“务必重视知识,学点技术,自食其力,免于求人,无灾无难,过此一生”。他的三个孩子分别安排学工、学医,解放后成为技术骨干,为祖国、为人民作了有益的贡献。他曾自认:“因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夙抱济人利物之志”,坚守“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修身原则,因而他同情劳动人民,每遇雇乘车、轿或挑工,除给约定工钱之外,到达后还多给值一二成,以酬其劳。当年往返连江、罗源之间的劳工,受其惠者,无不交口称赞。 旧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派系纷争。周孝培秉性硁执,嫉恶如仇,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肯溜须拍马,讨好官僚。最初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十年,并未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由武汉撤退桂林,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南京登报通知重新登记党员,不登记者即取消党籍,他不登记,遂脱党。由于他不参加反动派系,落落寡交,因而横遭排斥,终成旧时代的牺牲者。 周孝培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在福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陈文华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陈文华(1910~1935)字春舫,又字浩卿。 陕西宁羌(今宁强)人。1926年入大安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读书,积极参加其长兄陈锦章组织的天足会、剪辫会等活动。同年,由 陈锦章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组织在汉中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1927年,陈考入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
全文:鄂豫皖西进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固、西乡一带休整时,他们组织群众慰劳红军,向红四方面军介绍敌情、社情、民情,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回师陕南,创建和巩固川陕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4月1日红
马千里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
全文:马千里(1885——1930),名仁声,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邓颖超说:“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1908年,马千里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毕业后被张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时为学生的马千里,与张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学教习张祝春举行新式婚礼,可谓开新风之先,天津《醒俗画报》曾予报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军——滦州新军准备起义,当起义军到达天津时准备策应。马千里决意为建立民主国家尽绵薄之力,他劝说妻子:“清廷腐败,不推翻它国家将亡,若国家亡了,哪还有什么家?”马千里最终说服新婚妻子而离家,此次策应因滦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未能实现。1915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教,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习,邓颖超曾这样回忆:“他(马千里)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杂志、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注: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齐璧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卸职,马千里继续留在女师任学监并执行校务。他以校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劳任怨。1916年,女师举行十周年校庆活动,马千里全面负责校庆筹备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张祝春打电话告诉他,家中三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个孩子的病都相当严重,他疼爱每一个孩子,又放不下学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来照顾孩子,又匆匆赶回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界迅速掀起反帝、反卖国贼、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抱有爱国志向的马千里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于他在爱国运动中的声誉和地位,积极促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爱国工商界及其他爱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马千里亲自任副会长。他还担任“抵制日货委员会”的主席,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直隶军阀省长曹锐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先后封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马千里和马骏正在开会的时候,警察厅将二马和各界联合会的成员20人逮捕。1920年初,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和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包围省署去请愿。学生联合会派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位代表与当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们被关押8个月之久,在狱中进行了绝食等形式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自任主编。该报追求爱国进步、支持女权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马千里通信来往,马千里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多次给国内的邓颖超寄信,也是托马千里转交邓颖超。1921年,马千里创办天津达仁女校,任校长。这是一所开明、民主的女校,教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当时,邓颖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与马千里合作共事。马千里积极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动,帮助邓颖超等人组织女星社,协助刘清扬等女界人士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妇女日报》。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校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爱国教育事业,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
全文:(1923— ),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国光赴四川求学,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参加过学生民主运动。1946年大学毕业后,刘国光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到南京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他的科研工作生涯。 1951年,刘国光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当研究生,1955年他写的学位论文《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被通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刘国光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并曾兼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刘国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经济计划平衡和经济体制问题等领域,撰写了大量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内部研究报告,计100多种、数百万字。 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50年代,他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调查报告,以及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委组织撰写的《十年计划工作总结》,其中由他主笔写的有关积累消费、综合平衡问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较早在考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他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接着又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主张,就是利用与价值范畴有关的经济杠杆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他还提出了将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正确结合,避免管理方法的“单打一”。1979年春,他与人合写的专题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国光认为,生产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的东西,而离开了生产目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无从分析清楚。从生产目的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是符合马克思的方法的,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的。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时,注意的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而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其交换价值方面;重在看它所提供的交换价值是否超过资本家偿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从而为他带来一个“剩余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时所遵循。 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和每个劳动者,不管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性劳动,只要能为社会提供纯收入,这个企业就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劳动者就是生产性劳动者。反之,则不能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性企业或生产性劳动者。刘国光认为,这种方法对于观察和促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工具。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效率低、浪费大的亏损企业当作“非生产性企业”对待,从而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于许多不提供纯收入(剩余劳动产品价值)而靠吃国家吃社会来维持其活动的非物质生产单位,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对这些单位按不同情况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转而为国家提供纯收入。 刘国光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能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语),因此,劳动特殊与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后者着眼于生产力,二者范围不尽相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量,表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总的生产能力的指标,基本上是属于生产力范畴下面的统计概念。在计量一国的社会生产总量时,不仅要包括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也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不但要从时间上考虑不同年份对比的需要,也要从空间上考虑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对比的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量的计量口径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比性,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变化的影响。如果以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劳动特殊)作为计量依据,其结果必然不完整、不稳定、不能进行历史的国际的对比。因而他主张以劳动一般计量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刘国光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一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观点。 对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刘国光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的命题含义不清。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意义上则不能这样说。首先,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作两类社会生产理解,那么只是在历史发生意义上,命题才是对的。但是,当扩大再生产类型的社会再生产已经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上时,命题就不成立了。其次,如果把简单再生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命题就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分析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过渡”一旦完成,那么,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运行,就不再以简单再生产为起点和基础了。再次,把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素”看待,命题说得通。但是,本期再生产是以扩大的规模还是以上期原有的规模进行,完全不取决于上期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取决于上期总产品各要素的构成和组合。 刘国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按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方式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概括为五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他对我国原有体制的特点及改革的目标、模式、设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关系问题,使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他不仅研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其条件,而且研究了计划调节作用的正确发挥,并坚持主张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认为不能因过去在计划工作上有缺陷,就否定计划经济,也不能只强调计划的权威性而忽视其科学性。 刘国光认为,由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制,是一种分权化的改革。为了要有一个买方市场,就要使社会生产略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控制积累和消费所形成的购买力。这正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刘国光提出把外国关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提法借用于社会主义,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他认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应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来管。这比孙冶方提出的以资金价值量为界限来划分,扩大再生产由国家管,简单再生产由企业管的观点,又有新的发展。刘国光还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联系经济效益来探索了这个问题,力图揭示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在联系。 刘国光还探讨了特区经济问题,他认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从建立特区到目前,为草创阶段或奠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创造一个初具规模的投资环境并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摸索一套初见成效的经验;二是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为开创阶段或成型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化,达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同时实现产业结构以贸易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转化;三是从1990年前后到本世纪末,为进一步提高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使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适当比重。他还就第一战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坚定树立转向思想,适当控制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解决特区体制和优惠政策问题。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林振翰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林振翰           林振翰(1884年5月-1932年3月),盐政专家、翻译家。字永修,号蔚文,蕉城籍人。1911年翻译出版了 波兰籍 犹太人 柴门霍夫博士的著作《世界语》,是我国第一个将世界语引进国内的学者。   林振翰同时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盐务专家,著有《
全文:。林振翰力争,以为重税则民不堪,而且私盐会愈多,是求税收增加却得其反,儿经申辩,盐税才减为三元,民困始得少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
李嗣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  李嗣邺,字衡峰,初名天培,后改名,中国 贵州省 贵阳市人。10岁能文,15岁补县学员。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 举人,十五年(公元1810年) 进士。历任实录馆复校官,内阁中书,国史馆方略馆分校官、兼办稽察房事务、文渊阁检阅、平潭同知、兴化知府、 福建乡试内监试官、建宁知府、福宁知府、 台湾
全文:完整的石头打磨而成,上面还矗立着一只石狮。两根华表之间相距近百米。华表旁边,分别躺着长2米、高1米的石虎和石马,形象逼真,大气简约,不过均遭到一定程度损坏。  
丁汉波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丁汉波,生物学家,脊椎动物学及胚胎学专家。1912年11月3日生,福建古田县人。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丁汉波1931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6年在该校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9年获理硕士学位。此后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生物学研究员,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副
全文:,第13卷3期,1939年)、《黑斑蛙及中华大蟾蜍生殖腺的季节变异》(北京博物杂志,第14卷1期,1939年)。关于福建两栖动物及爬行动物的调查、分类、分布图志及区系分析等研究论文有十余篇,分别发表于
周时源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
全文:(1914-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辽西军区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周士第(1900-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东省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34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科长、队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坚持华北抗战。1942年5月,在山西兴县田家会战斗中,领导晋西北军民,以少数兵力袭扰疲惫日伪军,集中主力相机歼灭日伪军的手段,歼敌500余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协助晋绥军区领导人,坚决贯彻党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据点,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千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一系列战役,屡立战功。1949年4月,参与指挥太原战役,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攻克太原,歼敌12.4万余人,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病逝,终年79岁。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刘国光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
全文:刘国光,江苏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年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研。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留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获副博士学位。年后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曾任经济所学术秘书、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并是孙冶方的得力助手。年借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年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年兼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年代前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发表有大量研究成果,并曾参加国家计委《十年计划工作总结》等内部报告的撰写。“四人帮”粉碎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计划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年率先探讨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翌年与赵人伟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文被全国几家重要报刊广为转载,该文提交大西洋经济年会后,全文在《大西洋经济评论》年月号上发表。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十年回顾》一文在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评为优秀论文。提出稳定经济与深化改革“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认为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将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代表性的论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同前),《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社《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主编,同前《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论文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刘国光经济学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主持编写的《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问题》、《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等著作将面世。
叶有挺
作者:暂无 年份:2015 文献类型 :人物
描述:(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
全文:(1618~1675)字贞孚,号果庵,本县犀溪乡犀溪村人。有挺六岁丧父,其母李淑,勤俭持家,“克孝于姑”,抚养孤儿成长,“令之负笈从师”。清知县饶崇秩,因此为李淑“申宪,给匾‘节庇兰馨,”。 叶有挺九岁就学于母舅李际家,际系明崇祯壬午(1642)岁贡,见有挺“气格殊尤,天姿爽朗”,因慰其妹曰:“叶氏有子矣!汝虽寡,无伤也,吾犹及见甥之成立也”叶有挺十二岁应童子试,即拔补童子员,崇祯十一年(1638)补增广生。这时,恰是冯梦龙任寿宁知县,冯“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由是“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冯以为,“将来或未量也”。果然,到了清顺治十四年(1657)叶有挺中了丁酉科第四十四名举人。由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尤其是寿宁县清初反清复明的战争,叶有挺从增广生到中举,经历了近20年。他的中举,是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姜礼中举141年之后,在科举方面为寿宁的读书人打破了沉寂。此后,叶有挺又四次北上应试,于清康熙九年(1670)庚戍科,会试中式第七十名进士,殿试为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这时他五十三岁,成为寿宁建县以后的第一位进士。 刚脱去布衣的果庵先生,并没有留在京师候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侍奉年已古稀的老母。在家乡三年时间,他勉励本县的学子,勤奋向上;由于本县交通条件限制,钱粮起运负担过重,他竭力为本县民众向上级请求剔弊除奸,深得百姓爱戴。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下令撤除三藩,次年,甲寅(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反清,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全省,要在籍的士绅限期赴耿部供职。叶有挺避之于江西界内,佯称已死。第二年,因怀念老母,潜返家乡,为耿的属下官员所知,又持耿的檄文促其应召。有挺痛苦地禀告母亲:“儿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传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儿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挺与母相抱大哭,后遂逃匿山寺。寺僧知。他是叶进士,不敢接纳。叶仰天长叹说:“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当夜,自缢于山中古树。耿精忠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再次降清,二十年被处死。但叶的事迹,一直无人上报。叶的同年进士温陵李为观在挽叶的七律中写道:“圣世频行旌恤事,也应荣宠发幽光”。有位名叫谢起潜的,也挽一首七律,最后两句说:“莫道史书编不到,纲常万古赖谁全”。直到康熙廿二年,(1683),果庵先生才由公举崇祀乡贤。他过世后的132年,即清嘉庆十二年180)十二月初八日,清廷给他的五世孙叶伊霖,颁发诰命,以“叶有挺原系进士,康熙十三年,耿逆逼授伪职,不屈死……特皆给恩骑尉与尔承袭,世袭罔替”。《二十五史·清史稿》卷四八八,将叶有挺的事迹收入《忠义传》。他是寿宁县唯一收入《二十五史》的人物。 叶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除收入《寿宁县志》的七律《七星长桥》外,犀溪叶氏宗谱,载有吊烈妇歌和游武夷的几首诗。但他曾在河南兰阳县署,为鳌阳叶氏宗谱写过序。当时,叶的内兄柳上芝任兰阳知县,叶当时是任幕僚或是作客,虽无从得知,但叶所以能四次进京会试,可以断定是柳为之提供了方便。 果庵先生在犀溪上游有一处龙潭书斋,他常独自在此读书到深夜,他所习的本经是《礼记》。据民间传说,有天晚上,山魅将舌头伸进书斋的窗棂,叶便提笔在舌上书一“山”字,鬼的舌头被压住,不能脱身,苦苦哀求饶恕,叶又书一“山字”字,鬼才获释离去。 犀溪的库坑自然村蛇仔岗,有果庵公墓,坟前古柏长青。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清明节,果庵公的后人,成批前来除草祭奠,来往于犀溪和库坑之间的行人,跂脚遥望古坟,莫不表示对前辈的敬仰。 犀溪的叶氏宗祠,文革前正厅悬有“进士”巨匾,清代犀溪村有进士坊境。祠内有一副今人撰的楹联: 自南宋而今,延八百年德泽,虎耳扦祠,伫看三槐荣列祖; 沿北溪出海,汇廿八世人文,龙潭习礼,总期一统利生民。 上联的虎耳扦祠,是指宗祠的坐靠山形取为虎耳;下联的后两句,说的就是果庵公的勤学和拒绝为耿精忠供职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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